現存明籍最早有釣魚嶼應是《使珫球錄》而非《順風相送》抄本
2017年5月3日 新浪博客
https://www.weibo.com/p/23041814e5e2bb30102xpuc?mod=zwenzhang
現存明籍最早有釣魚嶼應是《使珫球錄》而非《順風相送》抄本
施存龍
一、問題的提出
從今年3月17日起，我國媒體尤其是互聯網各網站新聞，紛紛著文或轉載我國出版界在英國舉行《順風相送•指南正法》抄本影印版新書首發消息，這對加強我國對日本某些蠻不講理的政客在鈔釣魚島歸屬上歪理謬論批駁證據，確是一件值得關注的新聞，但筆者看了能搜索到的十幾篇文章中，共同存在一種不確切的說法，這就是認為該書中出現的釣魚嶼是中國最先發現的歷史資料。這段文字是目前證明中國人最早發現、命名和利用這些島嶼的文獻資料。如新華網2017-03-17 新華社倫敦3月16日電（記者溫希強）：“最早記載釣魚島的史籍《順風相送》影印本首次與讀者見面”, “《順風相送》……‘福建往琉球’一則……第一次出現了‘釣魚嶼（即釣魚島）’、‘赤坎嶼’（即赤尾嶼）的名稱。……這段文字是目前證明中國人最早發現、命名和利用這些島嶼的文獻資料”。3月17日 鳳凰網發表的，題為《最早記載釣魚島的史籍影印本面世亮相倫敦書展》新聞報導，也稱“在3月16日于牛津大學舉行的《順風相送•指南正法》新書發佈會上，最早記載釣魚島的史籍《順風相送》影印本首次面世。還有的網則說：“該書是一部航海指南。……其中福建往琉球一則，記載了福建到琉球的海路，第一次出現了釣魚嶼（即釣魚島）……的名稱。”
該書真的是我國“最早記載釣魚島的史籍”嗎？恐怕不是。迄今許多論中國人發現釣魚島早於日本者，最常見說法仍在重複多年前已受到質疑的成書是永樂元年即1403年成書說。有的人還進—步斷定中國人發現釣魚島為該年。因此很有必要對成書年代、作者、源頭等，加以求實澄清。
二、《順風相送》抄本成于永樂元年或“永樂年間”？作者是吳朴、尹綬？
稱《順風相送》抄本成書于永樂元年或“永樂年間”,根據何在？據說是從該書的序言末段得出的。可是筆者從序文首段就得出不可能是永樂元年的結論。因為第一段明明白白寫著整理此書稿者的第一人稱“予”的表白；“予因暇日，將更籌比對稽考通行較日，于天朝南京直隸至太倉並夷邦巫里洋等處更數針路山形水勢澳嶼淺深攢寫於後”。句中“天朝”，不言而喻是明朝人自稱，而且是有一定社會地位非官即紳：有文化人士口氣。句中“南京直隸”是行政區地名。按明代立國時，臨時首都在應天府治即今南京市。當時中央政府直隸的行政地區，範圍很大，其東南甚至把今浙東北的湖州府和嘉興府也劃在內。幾年後才劃給浙江省，所以與後來永樂遷都北京後的南直隸不一樣。朱元璋時就有兩京制設想，以開封為北京，直到洪武十一年才正式公佈南京為唯一首都，並改名京師。當燕王朱棣打進京師(南京)， 登基為永樂帝時及此後十幾年，京師(南京)仍是唯一京城。重建北京城，是永樂四年下詔的，後因北南兩征戰爭而中斷。永樂十五年正式恢復建都，永樂十八年完工。當年十一月宣佈將自十九年正月初一起北京成為明王朝新首都。同時，原南方京師復改稱南京，予以保留，實現真正兩京制。［2］南京直接管轄“南京直隸”，其範圍包括今江蘇省、安徽省、上海市縣。［3］南直隸是個大行政區。北京地區成立“京師北直隸”範圍也很大（從略）。所以該書整理必在永樂恢復南京的直隸之後。廈門南洋研究所廖大珂先生認為有南直隸之名當在永樂二十一年之後。［4］
這次《重慶晨報》3月17日題為《釣魚島為我固有領土！又一證據在英國發佈》報導中，則作了些許修正，採用留有餘地的口氣，不定死‘永樂元年’：“《順風相送》有序文一篇，內有字句:‘又以牽星為準，保得寶舟安穩’。‘寶舟’一詞專指鄭和下西洋的船隻，‘牽星’指過洋牽星術，是《鄭和航海圖》中使用的術語。‘永樂元年奉差往西洋等國開昭，累次校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清楚說明《順風相送》的作者根據已有的針路圖進行較正針路、牽星圖、水勢山形。《順風相送》的校正者極可能就是鄭和寶船上的舟師，著書年代應該是明永樂年間。”
從序言中提到的太倉地名考慮，該地劉家港從元代，到朱元璋建吳政權設立太倉衛、明代初設立鎮海衛，都是設的海防屯兵機構，從未設立過行政區建制。直到明弘治十年（1497年），才割昆山、常熟、嘉定三縣部分地建立行政區太倉州。［5］那就表明整理此書稿時間必在明弘治十年之後。所以連永樂年間成書之說也站不住。
分析序言末段，後面大部是叮囑海員要注意的事項，固然與確定成書年份根本無關，就是開頭一句，也不能說明成書年份。它只是說明永樂元年朝廷曾派外交官員下“西洋”有關各國宣讀大明帝國的詔書。承擔運送這些外交官的使船的船員在航行中不斷校正前代航路指南書中的針路，作些“微薄”更正或補充而已，正如現在我們商船海員對《中國民用航路指南》作更正補充—樣。並沒有說這年成書，即使想這年成書也成不了。因為帆船時代下西洋如指過麻六甲海峽以西，當年是回航不了的，當年乘北風南下，要等西南季風返航。次年回到中國港口也未必就能定稿付印。假定此書定稿於該年並成書，也與發現釣魚島無必然聯繫。要發現釣魚島只有向東洋，航往所謂“大琉球”即琉球群島中山島航路才有可能，下西洋怎麼能發現東洋的島嶼呢？！南轅北轍，永遠無可能發現。但我們從這一末段中既可以看出有鄭和下西洋的航海經驗凝結在內，又可以說明決無永樂元年乃至永樂中期成書的可能。查1961版《順風相送》第78頁“古里往忽魯謨斯”，80頁“古里往阿丹”、“古里往祖法兒”等三條航路，都不是永樂元年派出的十多名赴使者所曾到過的地方，連鄭和下西洋前幾次也都未去過，直到永樂十三年鄭和分船隊才去過忽魯謨斯，永樂十七年才去過阿丹，永樂二十年才去過祖法兒。若是永樂元年成的書，豈能二十年前早知道！？
再分析該書記載的其它內容，則更要推後。如前人已提到的“萬丹往池汶精妙針路”，亦即從今印尼爪哇島的萬丹港往帝汶島一節說:“見蘇律(門)，乃是佛郎（施按：此處應有“機”字，原書脫漏）所住之處，在左邊。右邊是池汶山。……美膋（施按：音聊，周代祀祖時所用現場宰牛取濃血和脂膏。典出《詩 · 小雅 · 信南山》)港門亦有淡水，港頭隴是灣，珈邊是老古，佛郎亦居此港。”向達注：此處“佛郎”是指葡萄牙人，他們于16世紀初侵佔帝汶島。同書“松浦往呂宋”節稱“南邊是佳逸，拋佛郎船”，向達注“此處佛郎當指西班牙人”。此兩注均準確。按西班牙人是步葡萄牙人後塵來亞洲，1565年侵入今菲律賓群島南部。1571年5月19日侵佔呂宋即今菲律賓國的馬尼拉並建城,我還要補充一點：向注本《順風相送》99頁，《女澳內浦港》條：“船……收入長岐港……有佛郎機番在此。”許孚遠于萬曆二十三年1595《請處倭酋疏》：“日本長岐（施按：即長崎）地方，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施按：指澳門葡萄牙航商)每年至長岐買賣……透報大明虛實消息，仍夾帯倭奴，假作佛郎機番人，潛入廣東省城，覘伺動靜。”［6］
《順風相送》能記入這條發生在16世紀中期的事，則充分表明此抄本成書不但不可能是在永樂年間，連至嘉靖十個朝代內也不可能成的書。
還要指出的是，如堅持以《順風相送》成書時間為發現年份，不但違背史實，且只會給中國帶來不利。因為許多中外學者尤其是許多中國學者，己指出此抄本成書不可能在永樂年間。撇開敝見不算，除了向達本人在1959年2月寫的《兩種海道針經序言》中所說“此書很可能成於十六世紀”［7］是可取外，僅筆者陸續發現：張崇根先生在《關於〈兩種海道針經〉的著作年代》文中稱“成書于16世紀末葉”。後又見他在補文中稱“編成年代下限…16世紀90年代，其上限不超過1571年。”［19］其理由大體可以。但張從永樂元年出使十多人中只有宦官尹慶在永樂元年至三年期間到過印度的古里、柯枝出發，進一步說成：“尹慶可能是此書的最早整理者。我們不妨把他寫的本子稱之為《順風相送》‘初編本’。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在航海實踐中又積累了許多新徹的經驗，並出現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國殖民者侵入東方新情況。於是又有人對《順風相送》作了修訂補充。這或許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本子，這可稱之為《順風相送》‘增補本’”。恕我不能同意，按尹慶是個皇宮內為皇家家務官員，被朱棣派頂外交官，是一種非正常任用，尹對航海是十足的外行，而修訂編寫航路指南是一種性命交關的專業事，他那有這種技術資格去做這種嚴謹的專業事，何況他是高高在上官僚，品格、興趣也不屑去做這種舟子的事，決無可能寫這本子。頂多利用權勢，動動嘴發號施令一下而已。
香港陳佳榮先生著文反對永樂元年成書說：“本書不可能完成于永樂元年。這個問題較易解決。……書中至少有兩件史事﹐不可能發生于永樂元年或其前。首先﹐本書的〈地羅經下針神文〉提及航海女神媽祖的封號為“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眾所周知﹐……明成祖永樂七年(1409)始封她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本書的天妃封號顯兼元初至明初而記﹐是民間的不正規寫法﹐但肯定在永樂七年之後。其次﹐本書有數條往交趾來回的針路﹐其中〈福建往交趾針路〉末謂“……雞唱門﹐即是安南國雲屯州海門也”。“交趾本為中國古代對今越南特別是其北部的通稱﹔安南國則是宋代以降的稱呼﹐唯明初永樂五年至宣德二年重置郡縣安南時期(1407-1427)除外。本書之鄭重稱其地為安南國云云﹐顯為安南重新獨立的宣德二年(1427)之後。”那麼他是否意在定於宣德二年後就成書呢？不是。他根據該書中反映的臺灣歷史地名“北港”和萬曆時福建巡撫許孚遠奏章提及此地名的時間推論，認為應約在1593年左右即萬曆二十一年左右。[8]
至於《順風相送》一書創名版本成書於何時，迄今尚無確切依據斷定。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只能作一些可能性探討。
追溯前人，抗日戰爭時期1943年，劉銘思先生著文認為明代的《渡海方程》書是嘉靖十六年詔安縣人吳朴所著。［9］廈門大學韓振華教授意見：“《順風相送》原為(明)吳朴所著的《渡海方程》……1960年，向達校注本的《兩種海道針經》，沒有把它恢復原書名稱一一《渡海方程》，仍作《順風相送》”。［10］韓先生高足陳佳榮，承其師意更加發揚。［11］
如果《順風相送》就是《渡海方程》，那麼豈不是它成書於嘉靖十六年了，但從書中所記內容看，不可能發生在嘉靖年間的事，因此，不可能兩者相等。作者究竟是誰，還有商榷餘地。
2012年，海洋出版社張榮、劉義傑兩位合作著文，否認韓、陳成書時間之說和作者是吳朴之說，“認為,《順風相送》等已知的明代航海針路簿都源于明永樂元年尹綬編繪的《海道圖經》,並經過火長們累次校正後編成的，因此，《順風相送》的作者只能是火長們而非吳朴。”“海道針經是歷代火長包括番火長校正和總結航海經驗的結果，絕非文人雅士能在書房中編輯而成的。”後一點，原則上言之有理，筆者贊同。但該文對《順風相送》“序”中所稱“予因暇日，將更籌比對，稽考通行……”一段話中的第一人稱“予”，不承認是整理者自述，而認為“只是轉錄過程中遺留的斷簡殘篇，此‘予’非《順風相送》真正作者。”“吳朴雖生活在漳州，乃一介書生，似無火長的經歷，僅憑道聽塗說，要編成《順風相送》這樣的具有實踐意義的針路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們推薦作者是永樂元年朝廷派遣到占城，最終至真臘國的御史尹綬。理由是他回國覆命時向永樂帝獻上出差所經的海道山川圖冊，受到讚賞。［12］拙以為此論也不能令人信服。吳朴當無火長經歷，恐連尹綬那樣乘船到海外國家的機會也不曾有過。但尹綬是朝廷命官，當然更無火長經歷，他僅有一次短途乘船出國，而且去的地方僅是今越南北部和柬埔寨而已，他所呈《海道圖經》我未能讀到，屬於他本人自創的應該也僅記這些地方而已，沒有根據說《海道圖經》是“尹綬編繪的”。那麼，《順風相送》一書中所敘東洋、西洋廣泛的內容又是從何而來的呢？使用同一標準衡量同一類事物，同樣應是出於火長們的創作。所謂他的《海道圖經》無非是他利用官員身份權勢組織火長們編寫，他們提供口述或簡單文字、圖形原始素材，而尹頂多編纂一下，甚至只是過目修辭一下，簽上他的名義而已。總之，我認為無論《渡海方程》和《順風相送》也罷，《海道圖經》也罷，說穿了，真正作者都是無名氏的“老大”(筆者是上海出生的浙江人，從小聽慣叫慣帆船船長為“老大”，不稱為難懂難解的“火長”)。甚至尹綬為作者的可能性比吳朴還微小，理由是作為御史官員，更放不下官僚架子，穿官靴的哪肯與赤腳的“船夫”、“舟子”等在他們眼裏是下賤職業小民，混在一起化功夫討論、校編，而吳朴正是由於他僅是個民間文人，在港口能上碼頭下帆船與赤腳船員打成一片討教“老大”，作為一個有心人，做缺乏文化的“老大”們代筆人，倒有可能。
福建師大陳瀟、謝必震二位學者還提到書中出現的“柬埔寨”，在我國是萬曆年間文獻中才有的地名。［13］而廖大珂認為是在1444年，即明英宗正統時才有。［14］
三、合理推論明代有釣魚嶼最早載籍既非《使琉球錄》，更非《順風相送》，應是洪武朝“三十六姓所傳針本”，作者是無名的福建善操舟的船員積累。
3月中旬，我國媒體報導《順風相送》抄本影印版發行一事文章，我看過十幾篇，其中有一個共同說法，就是《順風相送》這部書是“第一次出現了釣魚嶼……的名稱”，是“記載的有關釣魚島是中國最先發現的歷史資料。這段文字是目前證明中國人最早發現、命名和利用這些島嶼的文獻資料。”
那麼《順風相送》是否為“第一次出現了釣魚嶼……的名稱”呢？不是。上節已經指出陣侃《使琉球錄》比它早二個多朝代，約早60多年。也不是“目前證明中國人最早發現、命名和利用這些島嶼的文獻資料。”目前已有更早資料可以證明。這種提法可能是拘泥于過去不夠嚴謹的但又以政府名義公佈《白皮書》中的說法。這恐怕是不符合學術規範和前沿精神的態度的。筆者在50年代上半葉起,就曾在中央人民政府某部機關參與起草制定全國性規章制度工作，上下人員總是想盡辦法聽取各種意見，有錯必改，擇善而從。何況今天面對的是具有很強學術性質的問題，更不應僵化，有衙門坐大作風。學者的責任就在於要深入淺出，幫助國家去完善不足，不是僅僅隨聲附和。
《順風相送》是—本以福建商港為起迄地的航路指南，對外，近的指導往日本、越南、緬甸；遠的往伊朗、印度。那時的漁民遠的無非東往釣魚嶼，南到西沙、南沙群島而已。沒有遠渡南洋、西洋去捕魚的需要和可能。因而不是產生于漁民的航海經驗，也非供漁民航海用的。
《順風相送》—書出現地名“釣魚嶼”，這是事實，是鐵證。但並不能解說成為從這本書才開始使用該地名，更不能解為從那時才開始發現釣魚嶼。只能表明從元代、明代我國漁民較宋代加強了在該嶼所在海域捕魚乃至臨時在該嶼棲息。［15］所以才會把前人早已發現的該島原名改名為“釣魚嶼”。
無論按陳佳榮之說約在明萬曆二十一年左右，還是按張榮、劉義傑：“《順風相送》編成時間”為“16世紀的中葉即隆慶至萬曆初”，都晚於整個嘉靖朝。那麼，早在嘉靖十三年出使琉球國的陳侃，在他《使琉球錄》上就有了釣魚嶼地名。豈不比《順風相送》一書更早嗎？即使是鄭若曾的《籌海圖編》、鄭舜功的《桴海圖經》，因為也都在嘉靖後期成書，其出現釣魚嶼地名也都比《順風相送》為早。但它們還未必是釣魚嶼地名最早出現的明代載籍。
我認為就明代載籍最早出現釣魚嶼時間，應考慮從明初的洪武廿五年（1392年）另一說廿九年，派福建三十六姓船民技術移民到琉球去定居，帶去針簿之事。這從輔佐琉球王的福建移民後裔，清康熈時任珫球群島中山國王政府議正大夫、貢使的程順則的著作輯錄航海針路書《指南廣義》為證：“按洪武二十五年﹐遣閩人三十六姓至中山。內有善操舟者﹐其所傳針本﹐緣年代久遠﹐多殘闕失次。今僅采其一二﹐以示不忘本之意。”不妨定在此兩年之前，不能謂無據。本文只引該書聲明抄自“三十六姓所傳針本”涉及釣魚臺即釣魚島的四條原文如下：
“又三月﹐古米山開船﹐（用辛酉針）十五更﹑（又用單酉）二十更（見）釣魚臺﹐（又單酉針）七更（取）彭家山﹐（又用辛酉針取）官塘。”
“福州回琉球 梅花及東沙開船﹐若正南風（用乙辰針）十更（取）小琉球頭﹐便是雞籠山圓尖﹐（又用乙辰）五更 花瓶嶼（並）彭家山﹐（又用單乙）七更（取）釣魚臺﹐（離開流水甚緊﹐北過﹐用乙卯並單卯針）四更 烏{鳥}嶼﹐（前面）黃毛嶼﹐（北過用單卯針）十更（取）赤嶼﹐（北過用卯卯針）十五更（取）古米山﹐（北過用單卯針）三更（取）馬齒山﹐（用甲卯並甲寅）三更收入那霸港大吉。”
“又東湧山開船﹐北風（甲卯針取）彭家山﹐若南風（用甲卯並乙卯針取）釣魚臺﹐北風（用甲卯並乙辰針取）太平山（即宮古島）。”
“又釣魚臺開船﹐北風（辰巽針取）北木山尾，小琉球頭﹐（又用乙辰針取）沙洲門﹐（又用乙卯針取）太平山。太平山開船﹐（用艮寅針直取）那霸港口大吉。”[16]
本文引以上四段原文，只用來證實記載有釣魚臺即今釣魚島。考慮讀者對象並非研究中國古航海史、中外關係史、海洋、海疆地理專業學者，故對引文中的中外古地名、帆船航行古術語，因其難懂、枯燥，且不一定非通曉不可，故不作繁瑣注解和譯白，另在專業論文中敘述。
當然，我們還可根據由於南宋已普及航海羅盤，所以元代當已存在福建往琉球的針路了。《元史》記載由於福建民間人氏吳志斗堅持和平外交，反對武力征討，聲稱他們同鄉熟悉往琉求航路等情況。忽必烈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夏，朝廷派遣楊祥、吳志斗、阮鑒等一行出使招諭琉求(留求)。去回航行就可能有針路薄了。但現在一般著作往往視此“琉求”為臺灣。我根據《元史》所說“近琉求則謂之落漈， 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琉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17］還有當時人張之翰為吳志斗贈詩《送吳泉陽使流求》所說“建安郡東有琉球，八百年不通中州”，應指今琉球。又有今人論文與敝見不謀而合。[18]上述謝必震等兩位文也流露“極有可能是元朝時就流傳並應用于航海的福建船員中”。我有證據論定元代尚稱今釣魚島為高華嶼為主流。但無法獲得元代針簿文物證據，從而無法最後斷定在元朝已開始把高華嶼又稱為“釣魚嶼”這個新地名。所以只得暫定在至遲明洪武廿五年或廿九年為最早。
總之，以上論證認為，既然英藏中國《順風相送》手抄本成書于“明萬曆二十一年左右即1593年左右”，則這次報導《順風相送》抄本所聲稱的“是目前證明中國人最早發現、命名和利用這些島嶼的文獻資料”說法，就難以成立了。
我們應該說：迄今存留的明代載籍中，出現釣魚島同義的釣魚嶼地名的，以嘉靖十三年即1534年陳侃的《使琉球錄》為最早， 該書寫日程道：“至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施按：陳侃是嘉靖時人，己不像明初洪武時對整個臺灣島懜瞳地稱為小琉球，而是把見到台島北部雞籠嶼稱為“小琉球”了)十日，南風甚迅，……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19］當然在航路指南專業書中，紀錄最明確最多也最可信的則是最後成書于萬曆年間的《順風相送》抄本。
《三十六姓所傳針本》另有一說是洪武廿九年。考《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列傳第二百十一《外國傳》琉球國傳稱：“二十九年，…中山又遣使請賜冠帶，…乃賜之，…。又嘉其修職勤，賜閩中舟工三十六戶，以便貢使往來。” 明太祖執政共31年，即使不按洪武二十五年而按二十九年算，也屬太祖執政時的明初洪武時。所以，遠遠早於《使琉球錄》和《順風相送》。其真正原始作者是許多無名無姓的船員。那些署名為作者的官紳或文人雅士，從今天嚴格智慧財產權而言，都不過是准著作權的“摘桃者”。當然，他們付出的編纂整理之功，也不可忽視、抹煞，沒有他們工作，也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族科技文化傳承。
四、中國航海家在距今1400多年前就引領中國官方艦隊已原始發現了釣魚島，並命名它的前名。
那麼，至遲明洪武二十五或二十九年，是否就是中國人最早發現釣魚島之年呢？當然不是，還要早得多。其實，中國人早在公元609年，中國航海家就引領艦隊往流求國群島探索航途中，就已原始發現它了，不過它的原名稱為高華嶼而已。高華嶼被改名後，兩名並用，書面上一直延續到清初才消失。這有一系列考證證實。
筆者研究釣魚島，開始較遲。起初我以為此事應讓學歷史的，從事外交、海洋、海疆、國際法的學者去研究和宣傳就是，我們從事航海史者只要看他們的論述就行了。但是我看過和聽過幾十篇有關文章、電視講話及幾本專著之後，覚得他們所說觀點和論據在幾個根本問題就存在不確切。諸如《順風相送》成書于永樂元年，中國人最早發現釣魚島是明初出使日本和琉球的外交官楊載發現的。乃決心自下功夫投入研究。90年代已寫出不同見解駁文，遺憾未能被有的坐大單位釆刋。乃於2010年在本單位才得以發表一簡短拙著：《從中國水運史論釣魚列島是中國固有領土》，提出批評和新觀點。次年，2011年，則在澳門學術期刋《文化雜誌》該年冬季刋，發表較詳細原創論文《距今—千四百多年前中國航海家發現釣魚島》。[20]並由其向國際傳播。2013年2月13日在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北京網站和在香港南溟網同時發佈論文《釣魚島早在距今1400多年前由中國航海家原始發現》。同年2013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機關《求是》雜誌社所辦的求是理論網，發表拙文《中國官方原始發現釣魚島求實》（精簡版），6月22日又發表《中國官方原始發現釣魚島求實（續補）》，已見多家網站轉載。此後，2013、2014、2017在澳門《文化雜誌》繼有拙著釣魚島研究成果文章發表。 如有興趣者，歡迎在網上搜索閱讀賜教。
注引
［1］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中華書局1961年，第21頁。又，2017年3月17日在英國公佈的《順風相送》手抄本影印書影印件。
［2］單樹模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江蘇省》，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5頁。又晁中辰；《明成祖傳》，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423頁。
［3］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47-48頁，以萬曆十年為準的《南京（南直隸）》圖。
［4］［14］廖大珂：《關於中琉關係中釣魚島的若干問題》，《南洋問題研究》2013 年第1期。
［5］（明）桑悅、張志華主修：《弘治太倉州志》，廣陵書社2013年。
［6］（明）：《敬和堂集》卷一，轉引《明經世文編》卷四百，中華書局1982年，第4336頁。
［7］同［1］,《兩種海道針經序言》第4
［8］先見陳佳榮自辦南溟網公佈，後見《“海上絲綢之路與世界文明進程”國際學術論壇文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50-357頁。
［9］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辦公室編：《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187-189頁。
［10］韓振華：《航海交通貿易研究》，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2年，第226頁。
［11］陳佳榮文，載《“海上絲綢之路與世界文明進程”國際學術論壇文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50-357頁。
［12］張榮、 劉義傑：《< 順風相送>校勘及編成年代小考》，載《國家航海》2012年2期。
［13］陳瀟、謝必震：《中琉航海與鈞魚島問題》，]載《國家航海》第六輯第2頁。
［15］拙文《釣魚島自北宋起即歸屬中國新證》,澳門《文化雜誌》2014年冬季刊總第93期第180頁
［16］引文採用南溟網公佈的《指南廣義》一書校點本標點方式。
［17］（明）宋濂：《元史》二百十卷列傳第九十七 , 外夷三 , 琉求。
［18］(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吳永寧：《明前中琉關係史料考證》，載《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10月第89-90頁。
［19］(明）陳侃：《使琉球錄》,嘉靖刻本影印本，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第8頁。又《使琉球錄三種》，（臺灣)大通書局印本第11頁。
［20］拙文《距今—千四百多年前中國航海家發現釣魚島》，澳門《文化雜誌》2011年冬季刋。
（定稿於2017.5.3。北京。賜教通訊址：100088，西土城路8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