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新春伊始施存龙会员由美国寄来钓鱼台新文(2013/02/12)
钓鱼岛早在距今1400多年前由中国航海家原始发现
2013 年 02 月 13 日 发表于中外关系史学会网
施存龙
引言
自中日间发生钓鱼岛争议以来，从30多年前至最近，对中国人最早发现该岛的时间和人物，普遍流行—种说法：是明代洪武五年出使琉球国的的杨载，或记载该岛名的明朝航海指南书《顺风相送》成书年份。我国研究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各类专业学者几乎如此。大陆清华大学中日研究所—研究中日关系学者赞成“钓鱼岛最迟是在1372年至1403年之间被中国人首先发现，即‘原始发现’的。” ［1］同—作者近又修正称：“从1372年起，中国明清两代册封使就把钓鱼岛作为出使琉球海上必经之路的标志，早于日本人发现钓鱼岛500多年。”“早在1403年有关中国海上航路的《顺风相送》一书便记载有钓鱼屿。”［2］。表明他肯定1373年为发现该岛之年，肯定1403年为文献上出现该岛名之年。在台湾，据称“专门研究日本对华政策的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副教授何思慎进一步指出，钓鱼台早在1373年即由杨载发现，并远在15世纪初，明朝时所著《顺风相送》一书中，就首度出现“钓鱼屿一词。”［3］还有更多的是直接了当，如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梁芳大校称：“早在1373年，我们最早到达钓鱼岛并发现钓鱼岛，发现者是在明朝时期一个叫杨载的中国人” ［4］还有文章说“1372年，明朝杨载出使琉球，途中发现并登上了钓鱼岛。1403年，其被命名为“钓鱼屿”。……而日本发现钓鱼岛比中国晚了512年。”[5]《普及到社会公众，也是这类说法，几乎是异口同声。他们所说是由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利用，当然原则上是完全准确的，但他们所说是由杨载在1373年发现，那就不妥了。还有少数人认为是由渔民发现的。这在历史上也许不无可能，但完全抽象推理，缺乏说服力。本研究就是寻求—种符合中国航海史实的可信而具体的发现年代、背景、人物，以刷新—向的现说。不仅要在学术上站得住，而且能在外交斗争国际关系处理上说得响。笔者是中国航海史地研究者，以上世纪70年代审读《中国民用航路指南》征求意见本和编写《中国水运地理词典》为业务基础，从1996年介入边疆史地研究，评击钓鱼岛和句鼊屿关系问题切入。在国家、京、津三大图书馆考查中国自汉至明的正史二十四史外国传及人物传、地理志，及有关海防地图、航海指南书，当代前人有关研究主张，以《隋书》三篇传纪为中心分析，提出中国人原始发现为距今1400多年前的隋代，推翻明初的外交官杨载或渔民说，树立隋初航海家何蛮，深信此说具有说服力。
1. 原始发现人是杨载或渔民，发现时间是洪武五年或《顺风相送》—书成书时间均难圆其说
1.1 杨载发现说不符史实和情理
第一、考查凡涉及杨载的史料中没有任何反映他发现钓鱼屿的记录，更不要说是最早发现。《明史.琉球传》记载杨 载的事迹仅是：明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施按：中央外交机构行人司的外交官中级职称）杨载以即位建元诏 其国，中山王遣弟泰度随载入贡。”那里有发现的记载？
第二、即使推导，也不合情理。杨载是亇外交官员，他在使船上是作为乘客，偶乘远航海船，在大海上航行过程中，遇风浪就不免要呕吐头晕目眩，躺在官舱里，顶多在风平浪静时，观赏—阵海景而己。他完全不懂航海，四顾渺茫，不识航路，即使把钓鱼岛放在他眼前，也不认得是己知还是未知海岛，怎谈得到发现？！只有值班的站在驾驶舱里把舵或掌罗针的驾船老大和瞭高的水手，他们在不分昼夜轮班中，随时随地盯着海上岛屿作航标，以把握航路正确方向和安全；时而测着海底底质和深度以判断海域和船位，对航行会有何种影响。只有他们既有师徒相传的航路知识，又有自己实践经验，在岗位上才会判断和记录或口传（如是文盲）新发现的岛屿，分淸它是航海家已知岛屿，还是第一次才遇到的新岛屿。所以，假定是该航次发现的，也轮不上由杨载发现。这种说法的思维是停滞在旧时代把—切实践者发明创造都归功于帝王将相头上。
第三、既然明初从福建省起航的中国去琉球国使船必经钓鱼屿，那么元代派往琉球国使船从福建省起航的也必然要经钓鱼屿，若—定要说是使者发现钓鱼屿，那也该是元代去琉球国使者，据明代嘉靖朝在江浙参与抗倭寇军事参谋的郑若曾，在《郑开阳杂著》中《琉球国考》称:“元遣使招谕之，不至。”可见元代是派出使船去过琉球的，虽然外交上不成功，琉球人不肯至元朝期贡，但航行还是平安回来的。所以，也轮不到是明代使者杨载。
第四，何况还有史料可证明中国人发现钓鱼岛远在1373年前，也远在元代前，否则，宋代、唐代凭什么记载琉球的 交通。
1.2还有文章不但说是杨载首先发现，还说他在钓鱼屿停泊过。更不能能成立。
有文章称：“据史料记载，最早发现钓鱼岛的是明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节杨载。1372年，明朝册封使奉命出使琉球，钓鱼岛位于杨载必经的航道上，杨载的船只停靠在钓鱼岛，并第—亇驻足该岛。……”[6]。这是很不严谨的，第一、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杨停泊过钓鱼岛。请问所谓“史料记载”在那里？并无交待。不但《明史》和《明实录》都未说在钓鱼岛停靠过，而且其它明代各种史料中也从未有过这样记载。我不知道远有没有小说那样描述过。第二、使船没有必要和可能在该岛停靠。钓鱼屿是无人岛，岛形也未构成优良港湾，只有附近小渔舟必要时去临时停泊伺风采物。适航能力较强装备充足的较大的使船不需要去那里停泊，大的帆船难以停泊。所以是作者的臆测。
1.3、所谓“渔民首先发现，杨载首先驻足”之说也不确
还有文章虽不提是杨载，另树—说：“早在明朝初期（1373 年前后） ，中国渔民就发现了钓鱼岛并对其资源进行开发利 用，明朝永乐年间（1403 年至 1424 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就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这 比日本声称的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于 1884 年发现钓鱼岛要早 400 多年。”[7]另有位学者在网上著文也称“中国发现钓鱼岛比日本早四百多年。…早在明朝初期的1373年前后，我国渔民已发现了钓鱼岛。据《明史》记载，最早驻足钓鱼岛的是明朝人杨载。…1403年我国文献就有了钓鱼岛列屿的记载。”[8]对文献形成时间，前—篇用—个较模糊的时间段（1403 年至 1424 年）活口，后一篇定死于1403年，似更有自信。但都不确。都是以新的失误代替旧的失误而已。
第—、该文是把《明史》记载杨载出使琉球王国时间，与《顺风相送》记载的岛名“钓鱼屿” 有“钓鱼”两字联想嫁接，进而臆测为是渔民发现的时间，并无任何史料根据。《顺风相送》—书使用地名“钓鱼屿”，这是事实。但并不能解说成为从那时才开始使用该名，更不能解为从那时才开始发现钓鱼屿。只能表明至迟从明代前期开始，我国渔民就加强了在该屿海域捕鱼乃至临时在该屿栖息，所以才会把前人早已发现的该岛原名改名为“钓鱼屿”。但并不能解为从那时才开始发现钓鱼屿并使用该名。
第二、《顺风相送》是—本以闽南港口为起迄地的外贸运输航路指南，它的内容，近的指导往日本、越南、缅甸；远的往伊朗、印度。那时的渔民没有远渡东洋、西洋去捕鱼的需要和可能。因而不是供渔民用的。
第三、《顺风相送》成书时间不应定于永乐元年。当今許多論中国人发现钓鱼岛早于日本者，多據《順風相送‧序文》有“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字樣﹐便主張本書始成於明永乐元年即1403年.，并进—步断定中国人发现钓鱼岛为该年。这是粗枝大叶的误解。首先，按现能读到的英国保存抄本原文，并无“序文”字样，只是中国当代北大向达先生加上去的，他在页下有声明：“原本无，以意补入”）。其次，此段较完整的全文是：“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本山为微薄。务要…，深要…，莫作泛常，必不误也。”[9]分析这段话，后面大部是叮嘱海员要注意的事项，固然与确定成书年份根本无关，就是开头一句，也不能说明成书年份。只是说明永乐元年朝廷派外交官员下“西洋”等国宣读大明帝国的诏书。承担运送这些外交官的使船船员在航行中不断校正前代航路指南书中的针路，作些更正或补充为“微薄”而已，正如现在我们海员对《中国民用航路指南》作更正补充—样。并没有说这年成书，即使想这年成书也成不了。因为帆船时代下西洋当年是回航不了的，当年乘北风南下，要等西南季风返航。次年回到中国港口也未必就能定稿付印的。再次，退—步假定此书定稿于该年并成书，也与发现钓鱼岛无必然联系。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如坚持以《顺风相送》成书时间为发现年份，只会给中国带来不利。因为许多中国学者己指出成书是在永乐元年之后。其中香港陈佳荣先生著文，考出：“本書不可能完成於永樂元年。這個問題較易解決。……書中至少有兩件史事﹐不可能發生於永樂元年或其前。首先﹐本書的〈地羅經下針神文〉提及航海女神媽祖的封號為“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眾所周知﹐……明成祖永樂七年(1409)始封她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本書的天妃封號顯兼元初至明初而記﹐是民間的不正規寫法﹐但肯定在永樂七年之後。其次﹐本書有數條往交趾來回的針路﹐其中〈福建往交趾針路〉末謂“……雞唱門﹐即是安南國雲屯州海門也”。“交趾本為中國古代對今越南特別是其北部的通稱﹔安南國則是宋代以降的稱呼﹐唯明初永樂五年至宣德二年重置郡縣安南時期(1407-1427)除外。本書之鄭重稱其地為安南國云云﹐顯為安南重新獨立的宣德二年(1427)之後。”他后来还指出更早使用钓鱼岛地名的古籍是洪武間東渡琉球移民後裔程順則引用的《三十六姓所傳針本》。[10]陈先生言之有理有亦有据，立论可成立。它产生的背景是明洪武帝赐琉球国以福建省善于航海的36姓船户。考《明史》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列传第二百十一《外国》《琉球》国传称：“二十九年，…中山又遣使请赐冠带，…乃赐之，…。又嘉其修职勤，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明太祖执政共31年，即使不按洪武二十五年而按二十九年算，也属太祖执政时的明初洪武时。所以，不但明朝永乐年间（1403 年）成书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前述所谓“明朝永乐年间（1403 年至 1424 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即把该书成书年份不定死在1403年而给它—亇21年伸缩时间，也是不能成立的。
第四、《顺风相送》“序文”中明明写着“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我考明代史学著作，如谈迁《国榷》载有“永乐元年十月…，遣内官尹庆等诏谕满剌加、柯枝诸国。甲戌，西洋、剌泥国…等入贡。”[11]。按满剌加即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港，柯枝即今印度半岛西南岸的Cochin，今译作柯钦或科钦。要发现钓鱼岛只有向东洋，航往台湾岛-琉球群岛或日本航路才有可能，下西洋怎么能发现东洋的岛屿？！南辕北辙，永远无可能发现。
何况，在该屿尚不称为钓鱼屿之前已被发现和命名。这就是本文考得当它被命名为“高华屿”时已被发现。
探索中国人发现钓鱼岛背景，不能脱离中国人探索台湾和琉球群岛航路的历史地理，所以要从此切入。
2.隋舰前二次到达的“流求国”只是今台湾岛北部, 第3次才到达今琉球群岛
2.1合理解读《隋书.流求国传》原文
今天的台湾岛和琉球群岛在1400多年前的中国史书中，是都混记在《隋书.流求国》传名下。而实际当时及很长历史时期内，从未有过两地同属一个国家的关系(除近代日本武力侵占琉球和割占台湾时期以外)。这是认识的历史的局限性,当时中国人尚分不清海外各岛屿部落相互间是何关系。处于探索寻找流求的隋代，分不清后世分得—清两楚的琉球与台湾之间的界限，《隋书》便将两地混写在一亇“流求国”内，这是可以理解的。今人应该体谅。该传载：“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之东，水行五日而至。……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有的文章引述的有“奏言”)：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按：古文如此）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大业)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海师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布、甲而还。“[12]大业三年，就是公元607年。“海师”，就是驾船航海的师傅，古称伙长，旧中国帆船上俗称船老大等，我们现代行话雅称，就是航海家。以何蛮为首的航海家们在航行中发现海那厢隐约有人烟活动，建议朝廷派舰船前往勘察。隋炀帝出于扩大海疆，发展海外交通，招揽周边海外国家朝贡称臣于中国，于是任命朱宽率领船队，聘请何蛮作引航员前往探险。“居海岛之中”，说明流求国处于海岛环境中，本身也是海岛。概位在建安郡东面。建安郡是隋大业三年由闽州改设的行政区地名。当时全境大致包括今福建全省[13]，作为方向定位时，不可能泛指整个该大行政区一大串港口，，应是指郡治所在地，即当时的闽县县治，亦即今福州市区闽江港区。“水行五日而至”，当时航海能力低，再加设有去过的陌生地，以致从闽江内到台湾岛北要化5天，不足为奇，可以理解。
2.2朱宽率领隋舰队第一、二次到达的“流求”，应只是台湾岛北部。
理由是：
第一、聘请何蛮等作领航员，首航必然是导向他曾依稀望到过的台湾海峡那边厢。当他们从闽江口东南航，渡过台湾海峡，依稀看到的应是首当其冲的台湾岛北部陆地。近岸—看确有人间烟火，自然就登岸探访，不会对已发现到手的现成陆地轻易放过不顾，而再往未知海域寻访。
第二、从闽县港口出航到达那里化5天，航程表明只够到今台湾岛而到不了琉球中心岛(具体见后述)。
第三、《隋书》前两次航行没有提到航路经过高华屿和（句）鼊屿，表明他们这两次都没有再往离台湾岛以远东北方的今琉球群岛。第四、船由福州闽江口驶向今台湾岛北部，从明清两代外交使者纪录来看，最易望到的，是鸡笼港北面的 “鸡笼山”，即清代改今名的基隆山,今知 高589米。在《明史.外国传》中，就是以此山名称今台湾岛的。明初对今台湾岛也称“小琉球”，而称王国所在地琉球群岛为“大琉球”。这说至迟明初己能区别台湾与琉球群岛是两地或两“国”。
2.3 隋舰第3次探索“流求国”才到今琉球群岛
由于前两次航行，兴师动众，付出很大代价，却没有值得一提的收获，第—次只带回一名土人，第二次只带回点布、甲就回中国了。隋帝不甘心，决心再进行探索，吸取上两次教训，措施—是换主帅，二是换成义安郡驻军东阳兵，三是改出发港，以便带上慬流求语人员，四是若对方再不从，采取武力征服。
《隋书.流求国》传接着记载：“大业六年，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施按：有的版本，州作周）率兵自义安泛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句）鼊屿，又—日便至流求。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 数千 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14]又同书《陈棱传》称：“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请大夫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棱率众登岸，遣镇州为先锋，……虏男女数千而归。” ［15]陈棱是否仍聘请何蛮作航行向导，从史无明载另聘他人分析，不言而喻，是继续聘用。退一步假定没聘何蛮，那么陈棱也少不了聘用与何蛮同道的其它航海家。分析这段記载，陈棱率领的舰队这—航次较朱宽那二个航次，有很不相同的结果：一是是到达地和相遇的人们不同。二是收获不同，人财双得。三是在台湾岛往琉球中心岛（都城所在地）途中发现了两亇前所不知的岛屿，一个叫高华屿，另一个叫（句）鼊屿。
2.4 确定陈棱舰队航路和到达的流求地点是今琉球主岛的根据
根据可列举十多条，主要是：
第—、从这次去流求的航程天数看，比朱宽到达的“流求”，路上多 化了个把月，约多化6倍时间，除了出发地不同，从义安出发较从建安出发略远的因素外，显然是大部分耗费在从台湾北部以后的探索路途。而此段台湾北部以远的路程唯—能合乎情理的解释，就是往东北方去琉球的路程。
第二、从对待隋军态度来看，朱宽两次去，当地人是对立情绪，连“慰抚”也拒绝。而陈棱此来，流求人初遇却是“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毫无对立戒心或敌意，可见不是同—地方同—群人。懂得交易的，当时也只有文明程度高的琉球人具备.。
第三、从唐宋对“流求”概位描述看，唐代承接隋代，隋代发生的事，唐代人当比更后代人清楚。唐人李延寿在他编写的《南史》、《北史》中，是把隋代流求国情况编在《北史》中，这反映了在唐人心目中视隋代所探访而获成功的流求是位居中国的东部偏北处，不是位居东南处；若是陈棱访流求的史事发生在台湾，那就会编入《南史》。对两者的区别，唐代人当比隋代人更清晰。唐代曾在陈棱启航地义安郡（唐改名潮州）任地方官的韩愈即韩昌黎，在唐长庆时，为工部尚书郑权出任岭南节度使送行，他作《送郑尚书序》中说：“其海外杂国，若东则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洲。”[16]考耽浮罗即耽罗,亦即今韩国南端的济州岛。毛人是指今日本列岛中古代少数民族，既然把流求置于耽罗之后，“毛人”之前，就表明他认为流求地理位置是与毛人挨近。唐代又称流求为流虬。如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和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岭表录异》都称倭小人生活的岛屿为“流虬”，专指隋的流求中的琉球群岛部分。北宋文献对琉球与台湾与的区别更进一步淸晰，如北宋政府派往高丽国的使节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称： “高丽南隔辽海，西距辽水，北接契丹旧地，东距大金，又与日本、流求、聃罗、黑水、毛人等国犬牙相制。” [17]把“流求”排在日本、高丽、耽罗等之间，表明了它处在今琉球位置，不可能符合今台湾。
第四、从社会政治组织发展阶段高。《隋书.流求国》记抵抗陈棱军的总首领有姓有名，称为王，而且己世袭几代。且有辅佐大臣四、五帅，统领各地区(洞)。各地区一级的头头称为“小王”。还有村—级组织，有称作“鸟了帅”的村长施政，即所谓“理—村之事”。此种情况，舍琉球前身无他。如果是台湾，直到明代，还没有“国”，从而不存在“王”。《明史》把整个台湾岛记作“鸡笼山”：“《鸡笼山传》：在彭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去泉州（施按：明代泉州已专指今泉州市）甚迩。…无君长，有十五社，社多者千人…老死不与邻国往来。”。[18] 那时台湾岛“无君长”，也就是无“王”。
第五、从此行航路途经两个航标岛屿看：发现高华屿和句鼊屿，前己强调指出，这是朱宽两次之行所没有提到的。而此两岛屿只有在从台湾岛到琉球群岛途中才有的。
仍继续用流求来称琉球，而不用“流求”称台湾呢？可见，陈棱到访的“流求”应是今琉球主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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