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憲宗至宣宗的四十餘年間，朝臣中分成以李德裕(787-850)為首的世族官僚，及以牛僧孺(779-847)、李宗閔(?-846)為首的寒族官僚兩大集團，他們各自結黨，相互傾軋，為禍甚烈。史稱 「朋黨之爭」或 「牛李黨爭」。

牛李黨爭形成之原因和背景大致如下:(1)朝官裡，進士世族出身有別:唐繼隋後，廢九品官人法，以科舉取士，為庶族的仕進開闢坦途。然世族出身之官僚勢力仍不容忽視，他們往往歧視進士出身的庶族官吏。二者之間的矛盾，是為唐代黨爭之主要根源。如李德裕 「常嫉進士」，「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認為 「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而牛黨之首領牛僧孺、李宗閔及楊嗣復都是進士出身，主張選用官更應以詞彩居先，其黨人經常 「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闕」。(2)政見上，對待藩鎮邊族不同:唐代中期以後，藩鎮長期割據，邊族經常寇擾，對此是討伐、抗拒，抑或姑息、退讓，廷臣之政見大相歧異。例如李黨對藩鎮和吐蕃等外族採取強硬政策，力主削藩、接納吐蕃降將。而牛黨則主張對藩鎮平和遷就，並將吐蕃降將送還其國。這些政見上的分歧往往也成為兩派互相攻訐之口實。(3)後臺中，援結宦官派系各異:在唐代中葉以後的朝廷政治鬥爭中，宦官之專權佔據首要之地位。故牛、李兩派廷臣在朋黨之爭中，往往交結當權宦官為後臺，以排除異己。但宦官中也分派系，而各派鬥爭之結果往往影響到外朝黨爭之勝負。故宦禍與黨爭互相推波助瀾，使朝野內外一片烏煙瘴氣。

茲將唐代牛李黨爭之大致經過加以歸納:
     (一)憲宗時牛李交惡:元和間，李德裕之父李吉甫(758-814)為相，主張對藩鎮用兵，在一年多內撤換了三十六個藩鎮。元和三年(808年)，庶族出身的進士牛僧孺、李宗閔等應試策，反對對藩鎮過分強硬，「條指失政，其言骾訐、不避宰相」;李吉甫怒，遂加排斥。是為牛李二黨交惡之緣起。
     (二)穆宗時牛李相爭:長慶元年(821年)，李德裕任翰林學士，因惡中書舍人李宗閔曾譏其父吉甫，乃借貢舉事傾之，指責牛、李等藉科舉營私舞弊，所錄者皆其私人，穆宗遂貶李宗閔為劍州(治所在普安，今四川劍閣)刺史，連帶被貶者共十餘人。自此牛、李遂正式各分朋黨，相互傾軋。不久，牛僧儒作了宰相。李德裕被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一遷，牛、李兩黨之憾益深。
     (三)文宗時牛黨得勢:大和三年(829年)﹐李德裕被重徵人朝，將大用。然李宗閔旋因宦官之助而拜相，出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治滑州，今河南汲縣東)。次年，宗閔又引僧孺為相，二人合排李黨。至大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入朝拜相，出李宗閔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梁州，今陝西漢中)，但次年宗閔復入為相，李德裕再被出為鎮海軍節度使。
     (四)武宗時李黨當權:武宗登基不久，即召李德裕為相。李黨勢力在武宗一朝極為興盛，他們多利用職權對牛黨施加報復，牛僧孺、李宗閔等被一貶再貶，僧孺為循州(治歸善，今廣東惠州東)長史，宗閔長流封州(治今廣東封川)。
     (五)宣宗時牛李爭息:宣宗即位後，以牛黨中人為相，罷免李德裕。不久李宗閔、牛僧孺先後死去。李德裕於大中二年(848年)被貶為崖州(治今廣東瓊山東南)司戶，過兩年也死於任所。於是朋黨之爭漸平。

牛李黨爭對唐朝之政治造成了惡劣的影響，蓋牛李兩黨之傾軋雖有政見歧異，但主要是意氣之爭。他們為一己之私利，置大局於不顧，使政務隨人事浮沉而興廢，朝中之士難以置身其外，非附李則順牛，朝廷遂乏剛直之臣。如文宗時，每逢議政，雙方總是爭吵不休，連文宗都慨歎曰:「去河北賊(指藩鎮)非難，去此朋黨實難」。而且這一黨爭歷憲、穆、敬、文、武、宣數朝，達四十來年，此起彼伏，雙方又多勾結宦官以為援，使政局動盪，朝政日非。唐中葉以後，朝廷外有藩鎮跋扈、邊族侵擾，內有宦官之禍和朋黨相爭，遂加速其走向覆亡。

觀諸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大的黨爭，例如東漢的黨錮之禍、唐朝的牛李黨爭、北宋的新舊黨爭、明朝的東林黨爭，乃至現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 「派性」鬥爭，除東漢、明代主要是宦官迫害朝官外，其餘往往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初期多為政見不同之爭，爾後轉為意氣用事之爭。所謂 「意氣用事」，即不論執政者的政策和政績如何，只要是對立之派系，務必加以攻訐，一直到將其拉下馬為止。而執政者也往往向對立者加以打擊報復。此即通常所說的 「黨同伐異」。至於這種 「黨爭」或 「派性」要持續多長時間，唐為四十多年，北宋五十多年，明朝四十多年，大概經歷兩代人左右，即待父祖輩逝去後，子孫才會化解上代之冤讎(包括政治攻擊、排擠乃至相互仇殺)。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
《中國歷代之興治亂衰亂亡》第十七章_唐代之中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