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關係史學會成立暨第一次學術討論會代表，及2002深圳和2014鄭州會議學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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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關係史學會成立四十載所見所思〉
香江南溟齋 陳佳榮
一、問題緣起，歷史回顧
光陰荏苒，轉瞬間中外關係史學會已屆不惑之年。儘管自己已隨之度過了近半生，唯回想學會創立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恍若隔日。1981年5月，筆者以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講師有幸回到母校廈門大學，出席全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創立暨學術研討會，然和與會的韓儒林、傅衣淩、孫毓棠、朱傑勤、姚楠、韓振華諸多前輩相比，實為忝陪末席，在集體合照站在最後一排。不過，重溫舊像，發現倖存者寥寥，僅謝方、蔡鴻生、沈福偉等十數位學長耳，不禁令人唏噓。當今，學會正策劃研究回顧，自己以老邁之軀，也想再盡綿薄之力。
在學會成立之初，會員主要來自傳統的中西交通史和南海交通史，即所謂“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範疇。筆者之與會也和此有關。本來在民院歷史系，自己主要講授世界近代史，然在文革後期因感中外隔絕、不易找到原始資料，故想改變研究路向，可是完全轉入中國史又覺起步過遲、心有不甘，於是考慮轉入母校老師所教導的南海交通史。這在當時屬於被批判的“鑽冷門”之舉，其實只想在夾縫求生存，或謂之尋找突破口、通過接合點、攻克薄弱環節。於是着手編輯古代南海地名，並自定從較生疏的大量古籍入手。當時何曾想到會進入中外關係的艱難探索。
我想許多後生學友仝仁也會有類似或互有異同的經歷。從學會參加者來看，也經歷了不同階段的成批轉移：自1981年起，許多會議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召開，如廈門、寧波、北戴河、揚州、深圳、杭州、澳門、上海、珠海、三亞、蓬萊、泉州、海口、廣州、南澳、大連、青島，突出了海外交通史的主題；1997年東興會議起，大批漢學研究者投入，增加了一大批生力軍，2014年甚至向巴黎延伸；2000年蘭州會議的召開，正統的絲綢陸路研究專題再提上議程，烏魯木齊、喀什、阿拉爾、榆林、新和、西安、銀川、西寧、敦煌諸會有聲有色；2001年昆明會議的“炒三絲”，令陸路、海上、西南三條絲綢之路均受重視，隨後又有蒙自、廣漢等會，茶馬古道亦受注意；2005年起的延吉、瀋陽會議，以及2017、2019年的黑河會議，視線轉至東北乃至邊疆問題；由2013年石家莊會議開始，緊跟又有鄭州、北京等會，連中原地區乃至首都也都盡入本會議論地域的箇中了，號稱“全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可謂名至實歸。如此這般的40年，精彩紛呈畢現，其經驗教訓實在值得認真總結和反思！
二、成績輝煌，問題尚多
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SHCFR)源於1979年4月在成都召開全國史學規劃會議上的倡議， 正式創立於1981年5月15在廈門大學召開的成立大會暨首次學術討論會，旨在發展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提高本學科的專業水準。四十年來，學會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對此，萬明會長已在其〈亟待加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科體系建設〉一文有所概括(載“中國中外關係史學科體系建設”筆談，《中華文化論壇》2020年第2期)。此處想從學會規模的壯大，再不厭其煩地予以補充：在成立大會上參加代表僅58人，到了21世紀初會員已號稱“八百壯士”，若據網上的會員名錄，則已破千有餘，他們都是大學講師或碩、博士候選人以上的學者；學會的理事會已選過九屆，理事長或會長先後有孫毓棠、韓振華、夏應元、耿昇、丘進、萬明等；學會現設有中外文化交流史、絲綢之路史、中日關係史諸專業委員會；自1981年5月至2020年底，在海內外共召開了55次學術研討會：學會自1984年起至今已出版了“中外關係史論叢”30多輯，“中外關係史譯叢”5輯；學會自1981年12月至2010年12月，原出版有學會通訊1-25期，後因電子媒介興起，自2011年5月成立三十周年之際，建立本會專屬網站(https://china-world1981.jnu.edu.cn/)，由2014年10月起創建本會的微信網群(至今已有370人以上參加)。
由上述可見，本會不僅發展規模漸次擴大，而且學術討論的範疇由傳統的“中西交通”即“西域南海研究”，轉至東西南北四至的“中外關係”，真正凝聚了全國的相關學者。但毋庸諱言，無論學會的運作或中外關係專題的研究，都還存在不少的問題。首先，為何研究者漸多漸新漸散，產生“成批遷徙”的現象？蓋“中外關係”研究方向太大太雜太泛，而學會議題、目標本身不明確，多會泛泛而開，以致會員興趣漸漸索然。例如，最初的西域南海交通研究者，後來紛紛更加關注中亞、東南亞或海外交通等專門學會。
其次，最主要的是有些研究的著述水準不高，如論文大而空，注重宏觀的大架構、缺乏微觀的細分析，與海外比較未能孜孜搜證、流於空泛。研究者或急於求成、敷衍了事，或跟隨政治目標而頻繁轉移方向，而不重視畢生專注某專題的研究，有個別人先後由香港回歸-澳門回歸-臺灣統一，再轉為一帶一路的追求。這些都表現了“十年文革”的遺留症候。
其實文革毒害還表現在“十年不招生”造成的人才短缺及其副作用，包括個別研究者的妄自尊大。筆者早前為慶賀本會另一創會會員、北京大學陳炎教授九十華誕，曾寫過〈弘揚尊師重道的精神〉談及此問題，這裏願意重引其中一段和大家共勉：“猶記‘文革’甫終之際﹐同仁論及學界未來﹐最擔心的乃十年不招生﹑恐後繼無人。不過﹐此實多餘之慮﹐因為很快就有一批青壯年﹐填補了學士﹑碩士﹑博士的空檔﹐擔負起承前啟後的歷史重任。這一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佼佼者﹐可謂山溝裡面的秀才。他們一面從事艱辛的勞動﹐一面捧着詞典苦讀外文﹑古文﹐終於解決了學林接班的大問題﹐實在難能可貴﹑貢獻良多﹐印證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後起之秀實可畏的真理。可是﹐由此也派生了新的問題﹕學問文章固然薪傳有繼﹐尊師重道學風又能否長承﹖毋庸置疑﹐在新起的年輕學者中﹐大多數均能道德﹑文章並重﹐成為文化界的棟樑之才。然而亦有少部分人產生了驕傲的情緒﹐出現目空一切﹑文章浮躁的不良傾向。原來學界如同武林一般﹕無師自通易驕傲﹐半路出家忌狂妄。有些人自幼失學﹐當年在披星戴月﹑戰天鬥地之餘﹐端靠自己勤奮努力﹐終於自修成才﹑出人頭地。正由於他們起初並無師承關係﹐完全是自己練就獨門功夫﹐因而容易自我欣賞﹑目無旁人﹐看不起所謂的‘正統門派’。此外﹐凡自創門派的怪傑﹐多有一般人不易招架的怪招。他們與人較量﹐常不顧章法﹑規矩﹐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一記悶棍把有數十年修為的老傢伙﹐打得落花流水﹐簡直陰溝裏翻船 ─ 栽了。自修成才者固然有過人聰明之處﹐唯其學識基礎往往不廣博或不系統﹐邏輯思維容易片面及走極端﹐又缺乏名師指點﹐不瞭解必要的學術規範﹔如能虛心好學﹑揚長避短﹐長此以往必漸入佳境﹐前途未可限量。然有少數人長期仗恃小聰明﹐到處賣弄﹐結果將會碰得頭破血流﹐並給學術界帶來不必要的損失。試觀許多年老學者厚積薄發﹑大智若愚﹐他們與人過招講求實證及規範﹐即使一時被批評指責﹐終將依靠正統功夫取勝。他們的門徒一般也輕易驕傲不起來﹐蓋有乃師在此﹑豈容撒野﹗”[作於2004年11月30日﹐為北京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院《陳炎先生九十華誕慶賀文集》(2006年6月出版)而撰，另見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blog/?p=89]
文革影響對學術研究貽害全國皆然，而於中外關係史學尤不可忽視，下面將結合學科未來的探討，再作申論。
三、紥實研究，注重人才
(一) 學科定位及系統建設
目前對於中外關係史學科的建設，提出定位問題。愚見過去學會雖無明文規定，但大致還是清楚的，即以“中國古代對外交流”（遠古至清末）為本，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流及交通來往。這與“世界各國關係史”、“中國現代外交史”、“中西交通史”、“海外漢學史”、“中國邊疆史”及國別史、專門史相區別，但又積極與之配合。因學者多出身各種專業，就算中國史或斷代史、世界史或國別史、專業史或物類史，都有向“中外關係”領域跨界努力的問題，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共同完成學科的建設及繁榮。
(二) 基礎研究宜加倍注意
鑒於中外關係史涵蓋中外古今、研究難度較大，可先不忙提倡學科系統建設，對此可以倡議、討論，但應專注各專業的基礎研究。凡事有問題則有人，有人則出成果，成果紥實自然大功告成。因此可設立諸種專題，有目的引導中國斷代史、國別史、專門史學者納入本學科範疇，並予以學術乃至物質上的幫助。應造成文獻、考古、科技人才三結合，彼此交叉、會聚、共商，克服斷層、冷門、缺口等現象。除兩漢開通西域、盛唐交通海外、鄭和下西洋外，如一陸一海絲綢之路史，絲瓷茶的外銷，中國古代沉船研究，中國陸疆海疆防禦等，可考慮設立或增加若干專門分會，其他也應提倡從自己專業出發，務求對準學科目標，加強基礎研究，務求多出成果。
(三) 史論結合及資料蒐輯
為克服文革禍害，應大力宣導史論結合，反對假大空的學風。一切結論應源自史料研究之後，而非先定框框才找材料印證自己的思維。由於相關領域學者都有自身的專業性，一旦投身中外關係史領域，就須利用共同所需的史料或彌補自身之不足。例如中國史學人要瞭解外國情況，外國史學者須研究中國全域或斷代的資料，絲瓷茶等專門研究者應知中國斷代或世界國別情況。其中，中外古籍中有關地理風情、交通往來等資料，則應有系統地加以彙集，為學人提供方便。過去，學界已有一定的學術積累，今後仍應大力加強。
(四) 天朝民粹論皆可休矣
在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中，應特別防止世界各國的一些理論偏見。中國古代以自己為“天朝上國”的朝貢體系自應破除，世界史中的“歐洲中心論”或近代以來的崇洋媚外也要擯棄。在中國內部，既要反對大漢族主義，也要糾正地方民族主義。當前，民粹主義（populism，或譯平民主義、純粹平民主義、極端平民主義）觀點氾濫，對此尤應加以警惕。
(五) 文史融合的人才培養
正因為中外關係史研究，既要瞭解中國古籍，具備某些專門知識，尤須掌握外語的工具，如需認真研究及印證外國史料（梵文、馬來文史著等）。因此，融合歷史、外文或其他專門知識的人才培養，就成當務之急。又因為此等人才來之不易，在大學本科很難養成。是故，在大學本科未必也難以設置“中外關係史”專業。不過，可在中國史專業副修外文，在外語或世界史專業副修中國史或各種專門史。到了碩士、博士階段，才由各專業人才直接修讀“中外關係史”。
綜合上面拙見，只有學術作風端正，基礎研究紥實，專業人才養成，中外關係史學科的系統建設，才能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提到日程。吾人應為此而不懈努力！
[2020年5月16日於香江南溟齋，刊於《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三期（5月）〈“中國史與世界史對話：中外關係史學科建設”筆談〉（主持人：萬明）。
按：本文發表時，文中所提摯友謝方及蔡鴻生教授近已仙逝，前此戴可來及耿昇諸友亦已先後化鶴西游，特致深切哀悼。參見：http://www.world10k.com/blog/?p=1034中外交通史學家謝方教授，http://www.world10k.com/blog/?p=2134中外關係史學家蔡鴻生教授及http://www.world10k.com/blog/?p=2914越南史專家戴可來教授；http://www.world10k.com/blog/?p=1061中外關係史學會耿昇老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