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時得見“香港人”的“香港通史通志”﹖
(提要)
陳佳榮
截至1998年﹐有關香港歷史的單行本近三千種﹐通論性著作約百種﹐卻無通史﹑通志性的大部頭著作。在1997年回歸時﹐出現了中國內地學者編撰的﹑迎接香港回歸的大量香港史論著﹐有學者認為因追隨官方立場﹐導致政治內涵﹑意識形態過濃﹔對於其中浮誇及趕時髦之作固應揚棄﹐而嚴謹學者的鄭重作品則須充分肯定。我們應以持平﹑公允的態度研究香港史的一些重大問題﹐不僅要寫好教科書及一般歷史著作﹐尤應著手編製大型“香港通史通志”。回歸以來﹐一些內地學者仍然潛心於香港歷史的研究﹐而本地學術界更以空前的規模﹐投入大型史志的編撰﹑出版策劃。其中的重要項目﹐乃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牽頭啟動的五十五卷本《香港通志》。該書的大量作者自然源自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但也包括由海內外移居本港定居者﹐乃至部分長期研究香港史的內地學者。總之﹐一切有志於香港史志的外來同行都絕對會受到“香港人”的熱烈歡迎。可以預期﹐大部頭﹑多卷本《香港通志》的出版﹐將是香港文化學術界的頭等大事﹐我們須親身投入﹑支持﹐並熱切地翹首以待﹗
何時得見“香港人”的“香港通史通志”﹖
一 由1997回歸時香港史論著的評述談起
有關香港的歷史著作知多少﹖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李培德博士的《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註1] ﹐收錄了19世紀至1998年12月底香港歷史的單行本2853種(中文1525本﹐英文1219本﹐日文109本)﹔其中屬於通論性歷史著作共107種(中文43本﹐英文58本﹐日文6本)。如再細細分析﹐關於香港的歷史﹐並無通史﹑通志性的大部頭著作。
筆者在學友黃鴻釗教授主編的《香港近代史》[註2]〈弁言〉中提到﹕“迄今為止﹐有關香港歷史的華文著作﹐或為零散的‘民俗’﹑‘傳說’﹐或為簡單的‘史略’﹑‘簡史’﹐或為編年體式的‘記錄’﹐或為專題研究式的‘概論’。有些名為歷史‘新編’﹐體例仍屬專題研究性質一類﹔有些著作歷史線索清楚﹑份量亦足﹐但敘事局限於某一‘世紀’。至若學友湯開建﹑蕭國健與筆者合力主編的《香港6000年(遠古─1997)》[註3]﹐篇幅雖破千頁﹐唯屬日志式的資料長篇。”所謂“概論”﹑“新編”﹐分指楊奇先生主編的《香港概論》[註4]及王賡武先生主編的《香港史新編》[註5] ﹐應屬專題研究著作或學術論文集。至於學友劉蜀永參與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註6]﹑《二十世紀的香港》[註7]﹐以及《香港近代史》﹐則屬於斷代史專著。
上述數本著作縱使不屬通史﹑通志﹐然部頭也已有些份量﹐不過它們均誕生於1997年回歸前後﹐是為香港史大量論述出現的一大特色。對於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內地學者編撰的﹑迎接香港回歸的香港史論著系列﹐在步入21世紀之際﹐香港學者王宏志先生曾專門撰寫了評論著作﹐謂之《歷史的沉重》﹐書中有云﹕“當這些大量在國內出現的香港歷史論述是為了一次政治事件─「回歸」─服務﹐又或是毫無保留地跟整個祖國的國家論述直接掛鉤的時候﹐問題便變得十分複雜。”[註8] 該書作者認為許多相關著作因為政治服務﹑持官方立場﹐導致政治內涵﹑意識形態過濃。
《歷史的沉重》曾多番以《十九世紀的香港》﹑《二十世紀的香港》為例展開評析。作為該二書的編輯﹐敝人曾與其主筆之一劉蜀永教授交換過意見。早在1995年12月珠海的“香港史研究現狀與前景研討會”上﹐他對一些嚴厲的批評已持平實及公允之態度﹔此番照樣泰然處之﹐認為發表作品就為的抒發己見﹑交流看法﹑任人批評。其實﹐不僅劉蜀永教授﹐另一主編劉存寬先生早已預見到未來作品可能存在的局限性﹕“香港史的研究雖有如此重大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但令人遺憾的是建國後30餘年國內幾乎沒有人對其進行過認真的研究﹐僅1958年三聯書店出版過丁又(杜定友)撰寫的一本小冊子《香港初期史話(1841-1907)》。爾後直到80年代初﹐香港新界租期屆滿之時日益迫近﹐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業已開始﹐國內學術界才猛然感到香港及其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總的來說﹐國內有關香港及其歷史的研究仍然處於開創階段。”[註9]
我們不能否認﹐在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內地學者編撰的﹑迎接香港回歸的某些香港史論著中﹐存在著趕政治時髦﹑空喊口號﹑急於求成﹑枯燥無物乃至抄襲拼湊等弊病﹔但對許多學者嚴謹的態度﹑寫作的熱誠及出色的成果﹐仍須予以充分的肯定。對於書中的部分論點，中外學界也許會有不同的看法﹕可是世界上又有哪一部著作，不帶有作者因出身﹑背景﹑學識﹑立場﹑民族﹑宗教﹑地域﹑國籍乃至種族有異，而產生的不同觀點之烙印呢？判斷一部歷史著作，首要的不是作者如何闡釋歷史，而是書中引用的史料是否真實、全面，及由這些史料導出的結論是否公允。
其實﹐香港歷史的“沉重”﹐首先在於中國南方的一塊寶地﹐由於祖國落後及統治當局無能﹐而被外國殖民統治者侵佔了150多年之久。對於這段歷史﹐無論多麼沉重﹐都必須用筆加以書寫。而在寫此痛史時﹐既不能盲目譴責外國殖民者﹐應重在自我反省﹑汲取教訓﹔也不可一味頌揚英國人的業績﹐必須總結經驗﹑莊敬自強。
二 中外歷史課程中香港史講授的問題
香港歷史的問題﹐不僅存在於專門著作中﹐更表現在教科書編寫及學校的課程講授中。有許多情況簡直匪夷所思﹐一言難盡。茲就筆者所見﹐略舉一二﹐以供展開探討。
(一) 香港史屬於中國史或世界史﹖
在1997年回歸前夕制訂(世界)歷史﹑中國歷史課程綱要時﹐已引發一番爭論。當時課程發展議會將香港史的內容置於歷史科課程綱要中﹐曾被彈為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後向學校諮詢﹐許多中國史老師一向未教香港史﹐(世界)歷史老師接觸香港史外文資料較多﹐故仍維持原議。
現行香港初中《歷史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三)》(1996年頒佈﹐1998年施行)仍包括香港史的內容﹔《中國歷史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三)》(1997年頒佈﹐1998年施行) 中的香港史則屬建議內容﹐可教可不教。至於現行高中《歷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五)》(2003年頒佈﹐2004年施行) ﹑《中國歷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五)》(2003年頒佈﹐2004施行)﹐以及未來新高中《歷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年頒佈﹐2009年施行) ﹑《中國歷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年頒佈﹐2009施行)﹐亦復如此﹐只不過中國現代史中略涉港澳回歸及與內地的關係。
(二) 充滿爭拗的近代香港四大年份
在香港近代歷史開端問題上﹐有四個至為重要的年份﹕1839﹑1840﹑1841﹑1842﹐事關鴉片戰爭開始﹑《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諸問題。可是這些年代在不同歷史教材的編寫及審訂中﹐也變得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言人人殊﹑迄無定讞。
鴉片戰爭何時起﹖世界史教科書繫於1839年(應指九龍山﹑穿鼻﹑官涌等“前哨戰”)﹐中國史教科書繫於1840年(應指2月英政府下令出兵或6月英軍封鎖珠江)﹐二者同屬審稿後的“必須更正”部分。
香港島何時被英國佔領﹖或以英軍1841年1月登陸算起﹐或據1842年8月《南京條約》規定割讓時計。
(三) 香港﹑九龍之被佔領或割讓
提及香港地區為英國所佔﹐過去多據1842年《南京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謂港島﹑九龍屬割讓﹐新界為租借。就連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權威余繩武﹑劉存寬等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標題上也赫然書寫著“香港島的割讓”﹑“九龍半島南部的割讓”[註10]。然而時至今日﹐忽然被告知﹐因1990年4月4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載明“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後被英國佔領。”故凡歷史書均不可再提“割讓”﹐必須提“被佔領”。
翻開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第三款﹐但見“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註11]﹔至於1860年10月24日的中英《北京條約》亦載“前據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大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將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司﹐交與大英駐紮粵省暫充英法總局正使功賜三等寶星巴夏禮代國立批永租在案﹐茲大清大皇帝定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歷後嗣﹐並歸英屬香港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註11]雖然中國後來的政府可以不承認清朝所訂條約﹐然大清帝國畢竟是一度主宰神州大地的主權國家﹐英國亦對香港及九龍實行了一百多年的有效統治。因此﹐作為史學研究者﹐我們能否簡單地以“1990″ 年打倒“1842″﹑“1860″年﹖﹗
(四) 英佔香港是否屬於殖民地﹖
現行香港的歷史課本﹐均不可提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事緣一個“課本評審專責小組”於1998年2月發出的一份似未見正式頒行的〈課文評審專責小組﹕修訂課本的基本原則〉﹐內稱“在提到香港從前的「殖民地」身分時﹐須注意中國從未承認香港為「殖民地」﹐而在七十年代聯合國亦取消了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稱謂。因此﹐如有必要在課文中引用該稱謂﹐可考慮加引號﹑註釋或提供歷史的背景。”
當年中國政府不願香港被“國際化”﹑被作為“殖民地”而“獨立”﹐故對聯合國提出鄭重的要求﹐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可因此而否定英國“殖民地部”的政策﹑否定英國在港的殖民統治﹖為何在回歸前籌委會屢屢討論消除“殖民地化”的影響﹖這又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重大問題。
三 出版“香港人”的“香港通史通志”實屬必然
十年來﹐隨著香港的回歸，以1842年港島割讓為起點的一個半世紀─殖民地時代，早已宣告終結。際此風雲變幻的歷史時刻，中外人士都渴望多瞭解香港這顆東方明珠的滄桑，昔日中國統治者如何被迫將她出讓給英國人，而一百五十年來她又如何從一個罕為人知的小島嶼，變成世界馳名的大都會。人們尤其關注﹕如果沒有外國人的“權威”，中國人能否自己管理好香港，令她繼續傲立於世界先進都市之林？有鑒於此﹐出版一套比較詳盡的香港通史﹑通志，就成了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筆者在2004年初曾經寫道﹕“由於香港自古至今﹐均屬中外大國治下的一個區域﹐故其歷史的地方性頗重﹐且多非由本港人所書寫﹕有外國人寫的香港史﹐有清朝人寫的香港史﹐有國民黨人寫的香港史﹐有共產黨人寫的香港史。迄今為止﹐還缺少一部由香港人自己寫成的﹑篇幅較大的通史性香港史。本來學術研究是不能分種族﹑民族﹑國界或地域的﹐只要是符合客觀實際﹐均屬全人類的成果。唯若以香港人的立場論﹐如果不滿意外地人為本地所撰的歷史﹐那就不能停留在批評的境地﹐而應加倍努力﹐認真嚴肅地編撰出一部權威的‘香港人的香港史’ 來﹗”[註13]這樣一部大型著作既要全面反映回歸祖國十年以來﹐香港各方面的建設成就﹐同時仍然不能迴避下列的重要問題﹕英國在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其健全、穩定性，對於香港一個半世紀以來的突飛猛進，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任何一本嚴肅的香港史志，都必須對這些問題作出恰如其分的回答。
當香港回歸祖國之後﹐許多趕時髦式匆匆來回的作者早已他去﹐然而大浪淘沙﹑真金在。一些嚴謹的學者仍然繼續潛心於香港歷史的研究﹐而本地學術界更以空前的規模﹐投入大型史志的編撰﹑出版策劃。其中的重要項目﹐就是由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牽頭的“香港地方志”纂修。在陳坤耀校長的推動及譚廣濂等先生的支持下﹐經“嶺南二劉”(劉智鵬﹑劉蜀永)等教授的努力﹐繼2006年5月26日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成立後﹐終於有今年2月14日《香港通志》編撰工作的啟動典禮。按照暫擬的篇目﹐其全帙洋洋灑灑已達五十五卷之多﹐預計在2013年出齊。其間既有貫穿歷史脈絡的縱線條﹐尤含地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人物﹑大事記等橫斷面。
《香港通志》的計劃﹐為“香港人的香港通史通志”作了預告。其大量作者自然源自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但也包括由海內外移居本港定居者﹐乃至部分長期研究香港史的內地學者。我們不可對學術研究設置過多的限制﹐拘泥於“香港人”的狹隘定義而作繭自縛﹐一切有志於香港史志的外來同行都絕對會受到“香港人” 的熱烈歡迎。可以預期﹐大部頭﹑多卷本《香港通志》的出版﹐將是香港文化學術界的頭等大事﹐我們須親身投入﹑支持﹐並熱切地翹首以待﹗
[註釋]
[ 1 ]李培德《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三聯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2001年版。
[ 2 ]黃鴻釗《香港近代史》﹐學津書店2005年出版。
[ 3 ]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主編《香港6000年(遠古-1997)》﹐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8年
出版。
[ 4 ]楊奇﹑周毅之等主編《香港概論》﹐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90﹑1993年出版。
[ 5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出版。
[ 6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簡體版﹐中華書局1994年出版﹔繁體版﹐
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
[ 7 ]余繩武﹑劉蜀永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繁體版﹐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
簡體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
[ 8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
版﹐第58頁。
[ 9 ]劉存寬〈中國邊疆史地與香港史研究〉﹐原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導報》1988年第4期﹔
後刊《香港史論叢》﹐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8年版﹐241-242頁。
[10]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第49﹑
81頁。
[11]載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31頁﹔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
1949)》﹐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頁。
[12]載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61頁。
[13]《香港近代史弁言》﹐學津書店2005年出版。
陳佳榮於香江南溟齋
[撰於2007年4月11日﹐為
嶺南大學﹑香港歷史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歷史所﹑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辦
的“香港歷史與社會”國際
學術研討會(2007年6月7-8
日在嶺南大學﹑香港歷史博
物館召開) 而作]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新增文章_港台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