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史，地有志”乎！？

常聽人云：“國有史，地有志，家有譜。”頗覺形象生動有趣。唯或簡化成“國有史，地有志”，並用來説明“地方志”起源，作爲區分全國、地方歷史地理敘述的名稱之不同，甚至解釋為“史”、“志”二體分野的由來，卻又令人頓生惶惑。難道寫全國歷史地理只能稱爲“史”而不能用“志”？寫地方歷史地理只能用 “志”而不能稱爲“史”？

其實，“國有史，地有志，家有譜。”這種形象表述，並不能成爲撰寫全國、地方乃至家族由來體例區別的標準界限，更遠非“史”、“志”兩種體例分野之所在。鑒於地方志或方志學來源發展極爲複雜，短短拙文何能細說詳析，只能略談淺見，就教於四方大家。

按“方志”一詞最早應見於《周禮‧地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此處方志應指“四方之志”，包含天下、全國内外，而非專指某一地方。後來方志學起源衆説紛紜，但無論源自《周官》、《春秋》等歷史書，或脫胎《尚書‧禹貢》、《山海經》等地理著作，抑或出於《越絕書》、《吳越春秋》一類地方史書，其含義都包含歷史地理，也不局限地方而兼具全國性質。

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現存最早、比較完整的歷史地理“志”書，也含有一個“國”字。當然，其所載包括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以及甘肅、陝西、湖北部分地區，應歸入“地方志”之列。唯其後的全國性“志”書比比皆是，諸如：隋朝《諸郡物產土俗記》、《區宇圖志》、《諸州圖經集》；唐代《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兩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輿地記勝》、《方輿勝覽》；元代《大元一統志》；明朝《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清代《大清一統志》、《嘉慶重修一統志》，另有私家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

由上所見，撰寫全國歷史地理書籍的名稱不光稱全國史，還有“春秋”（《春秋》）、“經”（《山海經》）、“記”（《史記》）、“書”（《漢書》）、“典”（《通典》）、“志”（《一統志》）、“史”（《宋史》）等。記述地方歷史地理書籍的名稱也不限於地方志，還有“春秋”（《吳越春秋》）、“記”（《會稽記》）、“書”（《閩書》）、“志”（《香港志》）、“史”（《香港史》）等。職是之故，不能簡單說寫全國事才稱“史”，敘地方事只能叫“志”。

可是，“史”、“志”名稱、體例既然不因全國或地方區域而分，以目前近人的習慣理解，二者應如何區處呢？若在上古，文、史、地、哲、數、醫、巫難以·分割，後來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漸分，稍後歷史書“獨立”但歷史地理依然難捨難分，再後來史、地“分家”而方志學或地方志便偏於地理。於是漸漸形成下列不成文的觀念：“史”即歷史，着眼過往；“志”在現況，偏重全貌。因方志以記當代為主，故有“隔代修史，當代修志”之說。

筆者自1958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後，即至中央民族學院任教廿四載。一開始便參加“民族問題三套叢書”的調查編寫，包括各民族簡史、簡志、史志合編的内容。當年，在北京頤和園、達賴辦事處參加多年的審稿會議，長年就史、志之分而爭論不休。依照當時的某些共識，史即縱綫（│），志則為橫綫（—），故有（丁）形、（土）形、（工）形、（干）形、（王）形諸説。

若依今日看來，“史”（歷史）確爲自古至今穿梭的直綫，寫入史書的内容，包括宇宙形成—人類誕生—氏族部落—王朝興亡—社會發展等等。“志”則顯示為各個歷史時期展開的橫綫，即其間露現的社會廣汎面貌。若以地方志而論，每個歷史時期展現的各志應有盡有：地理、氣候、山川、疆域、沿革、面積、分野，交通、路橋、鄉鎮、戶口、田賦、物產、金石、關稅、人物、語文，教育、書院、寺觀、名勝、古跡、風俗、祥異、故事、傳説以及詩文、著作等藝文種種。

以上列舉的各志，其實都屬於廣汎的“文化”範疇。是故如簡單概括而言，“史”與“志”就等若今人常言的“歷史與文化”。

【草於2021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