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自太祖統一天下後，實行了「強榦弱枝」、「重文輕武」之國策，此對消除藩鎮割據、地方坐大、武人干政等弊病，固有其積極之作用，然卻也造成宋代國力貧弱、武功不振，使北宋立國後不久即處於內憂外患交困的惡劣處境。故有宋一代，變法圖強之舉屢起，仁宗時(1022一1063)有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神宗時(1067一1085)有王安石的「熙寧變法」。

茲將宋室實行變法圖強之背景與動機概述於下:
     (一)拯救財政危機:北宋官僚機構龐大，冗官、冗兵充斥，皇室奢靡浪費，加上每歲須向遼、西夏輸幣求和，致國庫衰竭、入不敷出。若不改弦更張，則危亡之果立見。當時造成國庫空虛的因素主要有下列幾項:
     1．冗兵:自太祖以來，因行養兵之策，故兵員和軍費不斷擴大，冗兵四處充斥。大祖開寶時，全國兵員數共三十七萬八千，其中禁軍約佔十九萬三千;至英宗治平時，增至一百十六萬二千，內禁軍達六十六萬三千。前後百年，全國兵額增加丁三四倍。治平年間，天下所入財用約緡錢六千餘萬，但禁軍、廂軍卻需費五千萬，養兵費佔了全部歲入的六分之五。
     2．冗官:為宋代財用之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則是冗官。宋初行重文輕武政策，太祖曾對趙普曰:「朕今選儒臣干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為造成文治之局面，宋室一面放寬進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因而官吏日多，俸給日繁。《廿二史劄記》在提及宋冗官冗費時云:「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者如此，末減者可知也。」對官吏的優待，除俸祿日厚外，又有祠祿作為退職之恩禮，又時有額外之恩賞，復加以恩蔭，使其蔭子蔭孫乃至蔭及門客。
     3．歲幣:澶淵之盟定宋每歲須向遼交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後仁宗時又增為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同時，對西夏又得歲納銀、絹、茶等二十五萬五千。這也是北宋財政上的龐大負擔。
    關於北宋之財政問題，時人曾云「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由於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故財政竭蹶無可倖免。太宗時歲入二千二百多萬緡．收支相抵尚餘大半，而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歲入已達一億一千六百多萬緡，比太宗時增加了五六倍，但收支相抵竟超支一千五百七十多萬緡。
    (二)富國以弭民變:北宋初，土地兼併問題已很嚴重，太宗時，就出現「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耕，有田者無力可耕」之狀況。至仁宗時，更發展到「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偽冒，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同時，宋室因朝廷日用不足，每以增稅方法彌補，致使地方凋敝，民生日困。故農夫「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粺，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在這種情況下，北宋立國未久則已民變四起，如太宗時王小波(?一994)、李順(?一994)等以「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作號召，聚眾起事。仁宗時又有張海和郭邈三以及王倫(?一1043)、王則(?一1048)等多次民變、兵變。為消弭內憂，宋廷乃決行變法革新。
     (三)強兵以禦外敵:北宋立國後，厲行強榦弱枝、重文輕武，然矯枉過正，故造成政務遲滯、冗費鉅大、入不敷出、地方凋敝、武功不修、外患深重。北宋之兵員雖全，但軍隊素質低下，由於「主軍政者素不擇人」，教習不精，士氣不振，故出現「彌歷數百十歲，養百萬之師，未嘗有戰鬥之事，而飽食安坐以嬉」之怪事。一旦與遼、夏等交戰，雖有兵而不中用，屢戰屢北，不僅軍費及歲幣之開支浩大，而且使宋室之統治也受直接威脅。故宋室乃欲通過變法而強兵，改變外患嚴重之狀況，扭轉國力積弱、國勢危殆之局面。

仁宗執政時的慶曆新政，是北宋首次變法，其主持者為范仲淹。范仲淹(989一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大中祥符進士。少時貧困力學，出仕後有敢言之名，常以「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座右銘。歷知十餘州，足跡遍及大半國土，所在均注意獎勵農桑、防災救荒，政績頗著。仁宗寶元三年(1040年)，西夏掠邊，他與韓琦(1008一1075)同任陝西經略副使，對改革軍制、鞏固邊防做出一些貢獻。慶曆三年(1043年)，仁宗以范為參知政事，令其條陳世務興革之見。仲淹乃與樞密副使韓琦、富弼(1004一1083)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等，倡議推行新政變法。

范仲淹在慶曆間所上的《十事疏》包括下列十項: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主要內容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澄清吏治:對內外官吏按時考核政績，並據其優劣而分別升降，無功不遷，有善必賞;嚴格限制恩蔭制度，減少官員子弟靠蔭庇而僥倖任官;改革科舉制，使學校著重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由中書省和樞密院慎擇路、州長官，縣官也由朝中大臣保薦，擇舉主多者盡先差補;注重州縣職田收入之均配，使地方官衣食得足然後「責其廉節，督其善政」。
     (二)富民強兵:令各地吏民陳報農桑可興之利、可去之害，以便興修水利、富國養民;減少百姓徭役，使「人自耕作，可期富庶」;裁汰冗兵，革除募兵制之弊病，在京師仿唐代的府兵制，使兵農合一，加強訓練，然後加以推廣。
     (三)推行法治:講求實效，注重恩信，以免「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已頒命令均須切實執行，克服「煩而無信」，避免「上失其威，下受其弊」。

宋仁宗對范仲淹等提出的主張初甚嘉納，除復府兵制一項外，餘均詔令推行。但因新政盡罷不才之官，僥倖者不便，故屢遭朝中官僚之阻撓，反對者之謗議愈來愈甚，甚至有指責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1007一1072)等結為朋黨者。因此新政推行不及一年，范仲淹就自請罷參知政事，出為陝西、河東安撫使，富弼也出為河北宣撫使。「仲淹與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至慶曆五年(1045)春，范仲淹、富弼、韓琦又再遭貶逐，新政也盡行廢棄。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
《中國歷代之興治亂衰亂亡》第十九章_北宋之積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