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滅亡後，宋兵乘勢開入汴京、洛陽。宋室原擬先規復汴京、洛陽、歸德，然後北守黃河、西據潼關，以固北方防線。但是蒙古軍隊也隨即攻打洛陽、開封，宋軍兵敗後撤。從此，蒙、宋成為接壤之國，昔日之盟友一變而為仇讎，雙方四十餘年戰爭之序幕自是揭開。

自端平元年(1234年)後至寶祐六年(1258年)，蒙古軍曾數度分兵進攻南宋。宋之襄陽、樊城、郢州、成都等重鎮都曾失陷過，但後又陸續收復。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古之蒙哥汗(1251一1259)即位。不數年，蒙哥遂於寶祐六年(1258年)以三路大軍攻打南宋。蒙哥「自將伐宋，由西蜀以入，命忽必烈攻鄂州，塔察兒攻荊山，以分宋兵﹐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蒙哥親率大軍攻打四川時，受到南宋軍隊的堅強抵抗。原來宋將余玠(?一1253)任四川安撫處置使，曾大力加強防務，在金堂(成都東北)的雲頂山、南充(今四川南充)的青居山和合州(今四川合川)的釣魚山等十餘處，依山築城，屯兵聚糧﹐建立眾多堡壘。故蒙古兵進入四川境整整一年後，才打到釣魚山的合州城下。時合州守將為王堅(?一1264)、張玨(?一1280)，他們面對蒙古大汗親率之大軍，固守力戰，堅持了九個月之久。此即歷史上有名的「合州之戰」或「釣魚城保衛戰」。開慶元年(1259年)七月，正值四川雨季，蒙軍中痢疫又盛行，死傷極多，在一次戰鬥中蒙哥汗被飛矢射中身亡(一說為受傷病故)，於是蒙古兵乃解圍而去。

在蒙哥汗率軍入川的同時，其弟忽必烈(1215一1294)則進兵鄂州。當時南宋以權臣賈似道率重兵救援鄂州，賈似道對內誤國殃民、外則怯懼畏敵，竟私自派人同蒙古求和，允以稱臣納幣、劃江為界。忽必烈聞蒙哥汗死訊，急欲北返爭奪汗位，乃答應賈似道之議和條件而撤兵北歸，此次蒙古大舉南侵遂草草收兵。賈似道返回臨安，謊報戰功，隱匿求和之真相，竟獲加官進爵。忽必烈從鄂州撤兵後，於公元1260年在開平(今內蒙多倫西北之石別蘇木)自稱蒙古大汗，建年號中統，後改至元。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汗定都於中都(後改大都，即今北京)。至元八年(1271年)，乃正式改國號為元(公元1271年一1368年)。忽必烈汗即後來所說的元世祖(1260一1294)。

在即位後，忽必烈汗即派使者如宋，要求履行和議條款。賈似道作賊心虛，扣留了蒙古使者，遂為蒙古之再度大舉南侵提供了藉口。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軍圍攻襄陽和樊城。襄、樊兩城夾漢水而立，中有浮橋可通，所儲糧餉可支用數年，交通方便、補給容易，故守將得堅守兩城達六年之久。此即著名的「襄樊保衛戰」。當時兩城曾屢屢飛書向宋室告急求援，但奸相賈似道卻始終不肯出兵救拯之。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元軍截斷漢水以絕宋軍外援，切割襄、樊二城之間的交通，並用西域回回炮轟城，結果攻了樊城。宋將牛富(?一1273)戰死。不久，襄陽守將呂文煥以城獻降於元。於是宋之長江上游重地盡失，岌岌可危。咸淳十年 (1274年)，南宋度宗死，子恭帝嗣
(1274一1276)，由太皇太后謝氏垂簾聽政，然朝政大權仍操賈似道之手。同年，元丞相伯顏(1237一1295)率幾路大軍﹑戰船數百艘，水陸並進，向臨安進發。其主力是舟師，由伯顏與阿朮(1227一1280)率領，以呂文煥為前鋒﹐由襄陽順漢而下，入於長江。宋將以戰艦數千橫列江面，迎戰敗績，沿江諸州相繼陷落。

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稱百萬，戰艦兩千五百艘．迎戰元軍於池州(治今安徽池)下游的丁家洲(今安徽銅陵東北之長江江中)。戰爭開始後，「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炮聲震百里。宋軍陣動，……似道聞之，倉惶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伯顏命步騎左右掎之，追殺百五十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池州慘敗後，權奸賈似道雖被貶逐，但是南宋之江山業已被斷送。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軍前鋒抵達離臨安三十里之皋亭山(今杭州東北)，宋帝遣使上傳國璽請降，其奉表有云「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伏望聖慈垂念，……曲賜存全」。二月，「宋主率文武百僚，望闕拜發降表」，元軍入臨安城，「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三月﹐伯顏入臨安，俘恭帝、后妃等北去，「官屬從行者數千人，三學之士數百人」。後恭帝被元世祖降為瀛國公。

當元軍迫近臨安時。宋度宗的另外兩個兒子益王趙昰﹑廣王趙昺逃往福州。恭帝被俘的這一年五月，張世傑(﹖一1279)、文天祥(1236一1283)與陸秀夫(1236一1279)在福州擁立益王，是為端宗(1276一1278)，改是年為景炎元年，封廣王最為衛王。南宋末年，宋臣之英勇抗元者不乏其人。如李庭芝(1219一1276)、姜才(?一1276)曾堅守揚州，兩次拒絕謝太后之勸降詔令並射殺使者，而且出兵想奪回被擄北上的太后、少帝，後被元軍所俘而壯烈犧牲。但當時抗元之慷慨英烈、其功績卓著者，首推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三人，故被譽稱為「宋亡三傑」。

景炎二年(1277年)，端宗因被元軍追逼，由張世傑等帶至秀山(今廣東東莞西南海中，即虎門)一帶，播遷嶺海。次年，端宗病死於碙州(今雷州灣外的硇洲島)，時年十一歲。接著世傑、秀夫又擁立衛王為帝，旋移駐新會海中之厓山，以是年為祥興元年(1278年)。同年十二月，文天祥在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兵敗被俘，被解見元將張弘範 (1238一1280)，不拜。弘範與俱入厓山，要他為書招降張世傑，天祥「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後來元相孛羅親自審問，天祥依然不屈，孛羅要他說從盤古到今有幾帝幾王，天祥答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我今日……無此閒暇」。最後文天祥在獄中書下《正氣歌》，以「生死安足論」之氣概，壯烈就義於燕京。

祥興二年(1279年)二月，元軍襲厓山，張世傑等結舟固守。元軍用火焚宋船，宋船上塗泥而
燒不著。元將張弘範派人說降，宋軍無一應者。後來元軍據海口，使宋軍「不得進退，樵汲路絕，兵士茹乾飲鹹，旬日皆病」。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抽精兵入中軍，「以十餘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負帝投海中，後宮嬪御及群臣多從死者。 ……   已而，世傑亦自溺死。  ……    宋自建隆至是﹐凡三百二十年而亡。是年﹐乃元至元十六年也。」

略析南宋滅亡之因，約有下列數端:
     (一)偏安誤國:南宋時期，抗金名將輩出，數度打敗金兵。然高宗等為一己之私利，屈膝求降，對金人談虎色變，滿足於偏安一時，耽於逸樂，不思振作復國。其繼往開來者亦仿效高宗，一味以偏安為榮，一旦強敵壓境，遂措手無策，卒至覆亡。
     (二)佞臣當朝:宋室既以偏安為得計，乃寵信奸佞之人，不求進取但求偷安。故南宋一代，多由奸臣當國，先有高宗時之秦檜，後有史彌遠、賈似道之流，外則割地賠款、賣國求榮，內則殘害忠良、敗壞朝政，遂予異族入侵以可乘之機。
     (三)聯蒙失策:北宋徽宗聯金滅遼，卒亡於金。南宋理宗不吸取前朝教訓，竟重蹈覆轍，聯合蒙古以滅金，致令蒙古更加強大．最後自己亦為所滅。
     (四)強弱懸殊:蒙古為一新崛起之強悍民族，通過滅亡西夏、金國，以及屢次西征，成為地跨歐亞兩洲之大帝國，其勢正方興未艾。而宋朝自太祖建國以來，長期積弱不振，加之南宋君主以偏安為國策，不思振作，故實難抵抗蒙元之入侵。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
《中國歷代之興治亂衰亂亡》第二十章_南宋之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