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向以佛教傳播及中西僧人之往來而馳名，具有濃厚的宗教、和平之色彩，至兩國間的政治聯繫反罕受重視。然盛唐時期，王玄策之多次奉派出使印度，卻是中、印政治、外交方面的一件大事，其間並夾雜有兩國之局部戰爭。本來像唐使王玄策之建功異域，應被大書特書才是，然玄奘之事蹟盡人皆知，王玄策之生平卻被湮沒，兩《唐書》均末列傳，其事蹟幾不傳於後世。幸賴 《法苑珠林》等書輯錄了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之若干殘文，人們將其同 《通典》﹑《唐書》等之簡短記載加以比較，才逐漸掌握了王玄策多次出使印度之基本事實。
隨著玄奘之訪印並會見戒日王，戒日王(新舊《唐書》稱為摩伽陀王尸羅逸多Siladitya)遂於貞觀十五年(641年)遣使上書入唐，太宗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撫慰，戒日王復遣使者隨入朝。貞觀十七年(643年)三月，太宗再命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今廣西羅城西北)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伴送摩伽陀國使者返印。王玄策係洛陽人，《佛祖統紀》卷三十九謂 「貞觀十七年，黃水令王玄策使西域，遊歷百餘國。至毗離邪城(應即吠舍釐Vaisali)」，然其行蹤不詳，只知其乃經吐蕃、泥婆羅(Nepal)而赴印度，泥婆羅國王那陵提婆(Narendradeva)曾請中使參觀當地勝蹟。是年十二月，李義表、王玄策等到達摩伽陀國，「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敕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李、王等人在印度呆了兩年，「因即巡省佛鄉，覽觀遺蹤」。他們在貞觀 「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闍崛山，流目縱觀，……因銘其山，用傳不朽」。旋又 「往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樹下塔西建立」。李義表、王玄策一行約在貞觀二十年(646年)還國。
王玄策在回國後不久，很快又被派再度出使印度。貞觀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作為正使以右衛率府長史之銜，同副使蔣師仁出使中天竺，時恰逢戒日王死，國中大亂，其臣帝那伏帝國之阿羅那順篡立，乃盡發胡兵以拒玄策。玄策從騎三十人與戰不敵，矢盡悉被擄，後玄策挺身宵遁，走往吐蕃求援。吐蕃王松贊干布(617?一650)為發精銳一千二百人，泥婆羅國也以七千餘騎從之，玄策率吐蕃、泥婆羅、章求拔等國兵進至中天竺國都城茶鎛和羅(據《通典》、《新唐書》)，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者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而逃，師仁進擒獲之，擄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頭匹。東天竺迦摩縷波國王拘摩羅送牛馬三萬以餽軍。貞觀二十二年(648年)五月庚子，王玄策以帝那伏帝王阿羅那順及王妃子等詣闕獻捷，太宗大悅，乃拜王玄策為朝散大夫。後來太宗之葬昭陵，曾刻石像「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之形，列於玄闕之下。帝那伏帝(Tirabhukti)，據考係印度之蒂魯特(Tirhut)。茶鎛和羅一名最早見於 《通典》，《新唐書》因之。《舊唐書》在記敘該役時僅作「進至中天竺國城」而未及茶鎛和羅之名。據慧超 《往五天竺國傳》所云，「中天竺國王住城名葛那及(Kanyakubja)」，則茶鎛和羅應即曲女城，然其對音所自出有待詳考。
高宗顯慶二年(657年)，王玄策又第三次被遣往西國送佛袈裟，此番奉使前後往還共五年。去程大約仍遵經尼婆羅之東道，顯慶四年(659年)至婆栗闍國(或又作弗栗恃Vrji)，後重臨摩伽陀之土。顯慶五年(660)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主戒龍(Silanaga)專為其設一大會，十月一日又送王玄策西行返國。《酉陽雜俎》卷十八提到王玄策在這一年曾「於寺立碑以紀聖德」。玄策回程大概取道迦畢試(Kapisa)並將回佛頂骨，於龍朔元年(661年)春初歸抵長安。
據諸書反覆提到，王玄策等「使至西域，前後三度」，「大唐使人王玄策等前後三迴往彼」，「唐國使人王玄策已三度至彼」，看來其出使中天竺應為三次。但也有的根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玄照傳》所云:「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敕，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認為玄策在第三次出使時遇見玄照，後來又有第四次出使(約龍朔三年，公元663年)，重到天竺追玄照返國。不過此說實未可苟同。一者孤證不足為憑，二來高宗降敕詣西天追玄照者不見得必為王玄策。況玄照回洛陽在麟德年間(664一665年)，而其在外約有十六七年，故亦有可能王玄策在第二次出使時見到玄照，至第三次出使時才奉敕令其返京。
王玄策在太宗、高宗二朝，不僅頻繁出使印度，而且寫下了自己的遊記﹕《中天竺國行記》。《法苑珠林》卷一百載有:「《中天竺行記》十卷，皇朝朝散大夫王元(玄)策撰」，《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作 「《中天竺國行記》十卷」。另《歷代名畫記》卷三載:「《中天竺國圖》﹕有 《行紀》十卷，圖三卷，明(顯)慶三年王玄策撰」。可惜的是不論行紀或圖，今並不存，唯賴《法苑珠林》、《諸經要集》、《釋迦方志》等引錄其殘文約二十多條，諸書引用時之名目有王玄策《西國行傳》、王玄策 《西域行傳》、《王玄策行傳》、《王玄策傳》、《西國行傳》、《西域行傳》等等。據 《法苑珠林》卷一百云，「依玄奘法師行傳，王玄策傳，及西域道域住土所宜，非無靈異，敕令文學士等總集詳撰，勒成六十卷，號為 《西國志》，圖畫四十卷，合成一百卷」，又「《西域志》六十卷．畫圖四十卷，此二部合成一百卷，唐朝麟德三年奉敕令百官撰」。若依《新唐書．藝文志》則作 「高宗遣使分往康國、吐火羅，訪其風俗物產，畫圖以聞，詔史官撰次，許敬宗領之，顯慶三年上」云云。此 《西國志》即 《西域志》，今雖亦不傳於世，然足證王玄策之出使中天竺，實乃與玄奘西遊交相輝映的唐代盛事!
在王玄策之後，唐朝同印度等南亞各國之間的通交仍繼續進行。有唐一代，以天竺或中、東、西、南、北天竺名義入唐朝貢之次數，見於記載的不下三十次，其中乾封三年(668年)、天授二年(691年)這兩次均是五天竺各自同時來朝。至於以烏萇、那揭、乾陀羅、摩臘等等國名入朝的，尚不計在內。當時罽賓國(唐代此名非指今克什米爾，而是指迦畢試)遣使頗頻，自武德二年(619年)起至乾元元年(759年)約有二十次。另泥婆羅國曾於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和永徽年間(650一655年)來朝。師子國也在總章三年(670年)，景雲二年(711年)，天寶元年(742年)、五載(746年)和九載(750年)，以及寶應元年(762年)，屢屢遣使入唐。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中外交通史》_
第四編 隋唐時期中外交通之勃興_ 第三章 唐朝與印度之往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