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由於海外交通與貿易的極度發達，促進了東、南沿海諸港之繁榮，同時政府也大大加強對於外貿的控制與管理。《宋會要》云「太平興國(976一983年)初，京師置榷易院，乃詔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兩浙，非出於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宋史．食貨志》載，「雍熙中(984一987年)，遣內侍八人賚敕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兩浙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寶貨」。唐代僅於廣州一地設有管理對外貿易的市舶使，宋朝剛一建立即於開寶四年(971年)置市舶司於廣州，至北宋末置市舶司者增至六處，南宋又另闢了三地。
茲將兩宋時期設立市舶司的港口情況略述於下:
1．廣州: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始置市舶司。其地本為唐代第一對外貿易大港，至宋猶盛而不衰。《宋會要》云「廣州自祖宗以來興置市舶，收課入倍於他路」，上引廣、明、杭三司所進之乳香三十五萬四干多斤，明州所收僅四干多斤、杭州僅六百餘斤，而廣州一口l竟獨佔三十四萬八千多斤。故彼時雖諸處置司，實只廣州最盛。宋洪适之《盤洲集》有載，「嶺以南，廣為一大都會，大賈自占城、真臘、三佛齊、闍婆涉海而至，歲數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離之屬，禹不能名，卨不能計」。因此，廣州遂成當時外國人聚居之地，據宋朱彧《萍洲可談》載，「北人過海外，是歲不還者，謂之住蕃。諸國人至廣州，是歲不歸者，謂之住唐」，「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人，……蕃人有罪，詣廣州鞫實，送蕃坊行遣。……徒以上罪則廣州決斷」。另廣州尚設有「蕃學」，使諸蕃子弟皆就入學。
2．杭州:杭州設市舶司之年代難定，但《宋會要》記端拱二年(989年)太宗詔曰「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國販易者，須於兩浙市舶司陳牒，請官給券以行，違者沒入其寶貨」，此兩浙市舶司當在是年或其前設於杭州。南宋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二則明載:「提舉市舶衙，舊在城中，淳化三年(992年)四月庚午，移杭州市舶司於明州定海縣」，此後置廢不定。至南宋，臨安成了首都，更是對外貿易的重要中心，《輿地紀勝》載其「江帆海舶，蜀商閩賈，水浮陸趨」，可謂盛極一時。宋吳自牧之《夢粱錄》則云「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江岸之船甚夥，初非一色:海舶、大艦、網艇、大小船隻、公私浙江漁浦等渡船、買賣客船，皆泊於江岸。蓋杭城眾大之區，客販最多，兼仕宦往來，皆聚於此耳」。
3．明州:明州治今浙江寧波市，北宋淳化三年(992年)，移杭州市舶司於明州定海縣(即今浙江鎮海)，翌年即重歸杭州。成平二年(999年)，杭州、明州乃各置市舶司。此後廢、置不定。明州屬宋代最有名的三路市舶司之一，三路指廣南東路(廣州)、福建路(泉州)、兩浙路(明州、杭州)。據《乾道四明志》云，其地「南則閩、廣，東則倭人，北則高句麗，商舶往來，物貨豐衍」，和廣州、泉州並立為宋代三大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而陸游的《渭南文集》，亦盛稱明州之繁榮 :「惟茲四明，表海大邦。……萬里之船，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
4．泉州:泉州係宋、元時期馳名世界之港口，位於福建省東南部晉江入海口之北岸。其主要停泊所有泉州灣中的後渚港等處。唐時之泉州在對外貿易方面業已嶄露頭角，及至宋代，隨著海外交通的日趨發達，前來泉州市易之蕃舶漸多，其重要性亦愈益顯現。故《宋史．杜純傳》謂「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十月六日，於泉州置市舶司，但末專設提舉，仍由轉運判官兼領。崇寧間(1102一1106年)，始置提舉官，旋廢，大觀元年(1107年)復置提舉，以後雖間或廢而重置，但南宋乾道(1165一1173)初年之罷兩浙市舶司，並未及福建、廣南，蓋「福建、廣南皆有市舶，物貨浩瀚，置官提舉實宜」，此後三路市舶司之名多改稱為泉、廣市舶司。同時，蕃人住於泉州者日多，一般均集居於泉南之地。而宋太宗之入世孫趙汝适更一度出而提舉泉州市舶，並撰下《諸蕃志》二卷，稱宋室為寬民力而助國朝 「於是置官於泉、廣，以司互市」。另吳自牧《夢粱錄》云「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是泉州便可出洋」，「若有出洋，即從泉州港口至岱嶼門(岱嶼在泉州灣口，位石湖、北鎮間，附近之石湖塔、姑嫂塔均古泉州港口之導航標誌。萬曆《泉州府志》圖載有岱嶼及其東之白嶼)，便可放洋過海，泛往外國也」。由此可見南宋時泉州在外貿方面之地位已與廣州並駕齊驅，及至宋末元初，泉州更進一步凌駕於廣州之上，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的第一大貿易港。
5．密州:密州治今山東諸城，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於該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設市舶司。當時因登、萊二州被禁出海，故密州乃成北宋最北的重要港口。但北宋末年似已廢置，至南宋時乃淪入金境。
6．秀州:秀州治今浙江嘉興，北宋時轄嘉興、崇德、海鹽及華亭(今上海松江)四縣，屬兩浙路。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在秀州華亭縣設市舶務(市舶司之支司)，有專任監官，旋改由縣官兼監，不久又復置監官。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一度將兩浙市舶司移至華亭，至乾道二年(1166年)罷。紹興年間，兩浙市舶司下有市舶務六處，包括臨安、明州、溫州、江陰以及秀州的華亭與青龍鎮(今上海青浦東北)。
7．溫州:據《宋會要》載紹興三年兩浙提舉市舶司諮文，謂紹興初年兩浙路諸州府有溫州等市舶務，則溫州之市舶務應設於紹興二年(1132年)以前。
8．江陰: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年)，詔依溫州例在江陰設立市舶務。
9．澉浦:澉浦屬南宋嘉興府(即原秀州)海鹽縣，在縣南境(杭州灣北岸)，淳祐六年(1246年)於此設市舶官，十年(1250年)置市舶務。
除了上述設有市舶司、務的港口之外，長江以北的通州(今江蘇南通)、揚州、楚州(今江蘇淮安)、海州(今江蘇東海)，長江以南越州(今浙江紹興)、台州(今浙江臨海)、福州(今福建境內)、漳州(今福建境內)、潮州(治今廣東潮安)、雷州(治今廣東海康)、瓊州(冶今海南島海口市)等等，也都是兩宋時期重要的通航港口。
較之唐代，宋代之市舶司不僅設立的地點大增，其體制、職能等亦趨於完善。宋設市舶司初以知州為市舶使，以通判為副使，並與司財賦之轉運使共掌其事。後乃專任提舉市舶使，地方之親民官及一路之財務官不復預，然間或有以他官兼領者。宋初有司無務，在州者即曰市舶司，如廣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後來以總括一路市舶事務為司，所屬各州之支司稱市舶務或場，廣南、福建二路之市舶司各置務一所，而兩浙市舶司下屬之市舶務卻多達五六個。務設監官，或由縣官兼領。無市舶司、務之處，間有設「覺察抅攔」者，如遇違法之海舶則封押往附近之市舶司。
至於宋代市舶司之職能，《宋史．職官志》曾作了概括之說明:「提舉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徵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宋會要》則云「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諸國物資航舶而至者」。據諸書所載，其職責如下:(1)進出檢查:對入口的蕃舶和出口的商舶均進行嚴格的檢查，《萍洲可談》云商船「既至，泊船市舶亭下，五洲巡檢司差兵監視，謂之編欄。凡舶至，帥漕與市舶監官蒞閱其貨而徵之」。進口檢查乃為抽收捐稅，防其走私。出口檢查則在防止銅錢、金銀及軍器等禁品之外流。(2)頒發憑引:據《宋史．食貨志》載，北宋雍熙(984一987年)、端拱(988一989年)間，即已規定兩浙商人欲出海外蕃國販易者須詣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收其寶貨。後來泉、廣市舶司也有類似規定。發給官券、公憑除防止禁運物之外流外，還可禁止前往不許通航之國家或地區，如北方之登州、萊州曾列為禁區，元豐三年(1080年)一度下令「諸非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蕃綱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另持有公憑者返航時須回原出發地並繳還憑據。入口舶貨完稅後，須領有賣貨之公憑引目，方可運銷外州，蕃舶也得憑 「回引」才許通行。(3)抽解徵稅:《萍洲可談》云「凡舶至，帥漕與市舶監官蒞閱其貨而徵之，謂之抽解。以十分為率，真珠、龍腦凡細色抽一分，瑇瑁、蘇木凡粗色抽三分」。《文獻通考》引陳止齋文曰，宋於淳化二年(991年)「始立抽解二分」。抽乃抽取，解為起解中央，抽解即徵稅也。唯各時稅率不一，《宋會要》記云，「抽解舊法，十五取一，其後十取其一。又其後擇其良者，謂如犀、象十分抽二分，又博買四分;真珠十分抽一分，又博買六分」。南宋後期，對舶貨徵稅苛而且重，部分貨物竟有「抽解四分」的。(4)禁榷博買:禁榷即政府之專賣，舶貨經抽解後，如屬禁榷物，即由官府盡數博買，不許私賣。香料、藥材、寶貨這三類物品多屬禁榷之物。初限珠貝、瑇瑁、犀象、鑌鐵、鼊皮、珊瑚、瑪瑙、乳香等八種，後又加紫礦、鍮石而成十種。(5)招徠迎送:「招徠遠人，阜通貨賄」亦係市舶司基本職責之一。早在北宋雍熙年間，太宗即遣使賚敕書、金帛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仁宗天聖六年(1028年)曾詔命廣州知州兼市舶使設法誘使蕃舶多來。南宋高宗曾諭大臣曰:「廣南市舶，利入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來，動得百十萬緡，皆寬民力也」。故宋朝曾規定對蕃舶犒設饋送，「每遇海商住舶」，市舶司依例「支送酒食」。發舶之際，又宴請「番漢綱首、作頭、梢工人等，各令與坐，無不得其歡心」。
隨著對外開放政策之實行，宋代出海過洋住蕃者漸多。宋時有關華僑的資料雖仍屬一星半點，然比之唐代則有更多之蹤跡可覓。《諸蕃志》卷上占城國條曰「唐人被土人殺害，追殺償死」，當時中南半島已有華僑，元代初年征占城時，就有居占城的唐人曾延報告軍情(參《元史．占城傳》)。另《諸蕃志》三佛齊國條云「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則用焉」。《宋史．闍婆傳》提到，其國貢使舶船至明州定海縣，譯者言云 「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數往來本國，因假其鄉導來朝貢」。則馬來群島也已有中國人僑居。此外，印度東南岸之訥加帕塔姆(Negapatam)西北面原有所謂「支那塔」，此與元汪大淵《島夷誌略》所記可相互印證:「土塔:居八丹(即沙里八丹Solipatam，在訥加帕塔姆)之平原，木石圍繞，有土磚甃塔，高數丈。漢字書云『咸淳三年(1267年)八月畢工』」。田能德(E.Tennent)《錫蘭史》(History of Ceylon)亦謂公元1266年(咸淳二年j的錫蘭軍隊中有中國人之從軍者。由此可見中國人旅居南亞之一斑。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中外交通史》_
第五編 兩宋時期海外交通之發展_第一章 兩宋海上對外交通發展概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