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西域陸道尚未完全受阻，故仍有部分中國僧人取道西北前往印度，唯數量已不如唐代。北宋中期以後，華僧西行者漸稀，這一方面固與西域陸道所受之政治影響有關，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佛教本身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即印度本土之佛教自九世紀後漸趨式微，而東來之佛教卻已在中國安家落戶，中土之佛教經、律、論業已大備。

據《宋史．天竺傳》及《佛祖統紀》所載，乾德三年(965年)至寶元二年(1039年)，共有十二批(其中多為個人)華僧至自天竺。如「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晉天福中(或為天福十二年，947年，時已入後漢)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宋史》卷二四九)。在印度的菩提伽耶(Bodh Gaya)曾發現五方漢文碑刻，均北宋華僧所立，或以為最早一碑為道圓等所建，另三碑約為乾興二年(1022年)之物，最遲一碑立於明道二年(1033年)。

同前代不同，北宋時期往返於中國﹑印度之間的僧人，除禮拜聖跡和攜帶佛經、佛像、佛器外，往往還兼負一些政治使命，代國主傳遞國書，有些大的訪問團甚至還由官方派遣或頒賜詔書以便通行，《宋史》曾載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僧法遇「將復往天竺，表乞給所經諸國敕書，遂賜三佛齊國王遐至、葛古羅(即哥谷羅的同名異譯，在馬來半島的克拉Kra地峽一帶)國主司馬佶芒、柯蘭(即故臨Quilon)國主讚怛羅、西天王子謨馱仙書以遣之」。

北宋僧侶之赴印訪問，規模較大並有行程可稽者，當推僧行勤、繼業三藏等。宋范成大《吳船錄》一書記述自四川至臨安之航行，當敘及峨眉山牛心寺時載曰，「此寺即繼業三藏所作，業姓王氏，耀州人，隸東京天壽院。乾德二年(964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業預遣中，至開寶九年(976年)始歸寺。所藏涅盤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道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見，錄於此以備國史之闕」。此事與《宋史》及《佛祖統紀》所載，時間、人數均不相合，《佛祖統紀》謂 「(乾德)四年(966年)，詔秦、涼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時沙門行勤一百五十七人應詔」，《宋史》略同。或謂《吳船錄》的乾德二年遣三百人，和《宋僧史略》遣僧百人，均為誤記，應以《宋史》及《佛祖統紀》方為確。唯繼業三藏是否即隨乾德四年僧行動一行西遊，亦不無疑問，姑按其自記略述其行程。

繼業自階州(今甘肅武都)出塞，西行靈武(今寧夏境內)、西涼(今甘肅武威)、甘(張掖)、肅(酒泉)、瓜(今安西東南)、沙(敦煌)等州，入伊吳(今新疆哈密)、高昌、焉耆、于闐、疏勒、大石(此非西亞大食，指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一帶)諸國。度雪嶺，至布路州國(Balora，即《大唐西域記》之鉢露羅)。又度大蔥嶺、雪山，至伽濕彌羅國(Kashmir)。西登大山，遂入印土健陀羅(Gandhara)。又至庶流波國(或即屈露多，位於蘇丹浦爾Sultanpur一帶)與左爛陀羅國(Jalamdhara，即闍爛達羅。原文自健陀羅至波羅奈均誤為西行，茲不從)﹐又抵大曲女城(Kanyakubja，即羯若鞠闍)。又至波羅奈國(Varanasi)，參拜佛陀初轉法輪處鹿野苑。復由此至摩羯提國(Magadha)，遍訪佛陀成道處菩提樹﹐以及金剛座、鷲峰、迦蘭陀竹園等等聖跡，參觀新﹑舊王舍城和那爛陀寺。乃自花氏城(即波吒釐子Pataliputra)渡河，又北至毗耶離城(Vaisali，即吠舍釐)，又至拘尸那城(Kusinagara，即拘尸那揭羅)。然後逾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即今尼泊爾Nepal)，又至磨逾里(或又作麻域，在克什米爾Kashmir，位喀喇崑崙山口南面-帶)，循故道而入階州。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中外交通史》_
第五編  兩宋時期海外交通之發展_第三章  宋代同南亞、西亞及歐、非國家之關係_
第一節  宋僧訪印與三文來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