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在創立蒙古大帝國的過程中，推行了空前未有之武力擴張，東伐高麗、日本，南滅西夏、金國、南宋並進侵東南亞諸國，向西則一直打到歐洲西部。尤其是蒙古的三次西征，其軍隊自和林出發，經今新疆地區，足跡遍及原蘇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敘利亞、土耳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奧地利乃至意大利等等亞、歐國家，其行程不可謂不廣矣。所謂西征，實乃以武力強迫實行東西之直接接觸。西征的結果．建立了橫跨歐亞兩大洲、幅員空前遼闊之蒙古大帝國，雖元朝與四大汗國各有其獨立性，然彼此聯繫密切則可想而知。故彼時之東西交通，亦即蒙古大帝國內之交通也，其頻繁、暢達與影響自非其他朝代所可比擬，茲略陳如次。
(一)東西交往道路暢通:有元一代，係歷史上中外交通的一個鼎盛時期。由於蒙古人發展武功之最終目的，在於造就一個世界帝國，而實際上其勢力所及也包括了幾乎亞洲全部和歐洲之大部。在這樣一個統一的幅員遼闊的大帝國之內，一切阻礙東西交通之人為因素均被清除。況蒙元不僅屢屢進行西征，也高度重視對海外之經略，極力發展海外貿易，因而陸海兩道的所有交通路線均暢達無阻。元代中西陸路交通之發達自不待言，就是海路交通方面亦空前活躍。由於海外貿易之發展，當時記載海路交通的要籍增多，航海知識擴大，例如元代載籍首先同時提及「東洋」、「西洋」之稱，對今南洋群島之間的航線已有深入、準確之認識，出現了一部作者躬自遍歷諸海國的遊記《島夷誌略》，等等。
(二)陸路交通臻於鼎盛:蒙元對外交通固然呈陸、海並盛之勢，但就中尤以陸路最為重要，並處中國歷代中西交通之頂峰。自漢代以降，發自長安或洛陽的絲綢之路往往由於政治上的人為因素或通或塞，而且從中國至歐洲中間多為波斯人或阿拉伯人所控扼。及至蒙元時代，絲綢之路的起點向北向東延伸至和林或大都(即今北京)，而向西則通過多種途徑直達於歐洲中部。當時向西的陸路交通主要有兩大要道:(1)欽察道:發自和林或大都，出沙州(敦煌)，經哈密、別失八里(在今新疆烏魯木齊東面之奇台一帶)、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一帶)，沿訛答剌(Otrar)、玉龍傑赤(Urgench)而抵欽察汗國之薩萊(Sarai)，由此再到克里米亞(Crimea)半島，然後從俄羅斯轉赴歐洲各地。(2)波斯道:從和林或大都出發，出沙州後順天山南道越過蔥嶺，經波斯之呼羅珊(Khorasan)、大不S士(Tabriz)，抵報達(Baghdad)或抵阿亞什(Ayas，在土耳其的安卡拉Ankara西面)，然後由西亞地區轉赴意大利的威尼斯(Venice)等地。總之，蒙古人通過西征將從前閉塞之道途完全洞開，故當時中西交通之大道上，不獨王使往來如梭，他如各種商賈、教士乃至隨軍者尚不知凡幾矣。
(三)郵驛制度空前發展:中國之驛傳制度起源甚早，據載東周時代已有郵驛．後歷漢、唐、宋諸代又有所發展。到了蒙元時期，隨著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之創，為軍事需要以及鞏固帝國之統治，蒙古大汗乃到處建立驛站(蒙語稱 「站赤」)，遂使驛傳之規模空前龐大。《元史．兵志》曰「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佈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當時之站赤有水站、陸站兩種，水站用舟船傳遞，陸站有用獸力的馬站、牛站(包括驢站、騾站、羊站乃至狗站)和用人力的步站、轎站。據 《元經世大典》所載，中國境內之站赤計有一千四百餘處。「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餓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 (《元史．兵志》)。除了中國之外，蒙元之驛路業已橫貫歐亞，例如 《元史．朮赤傳》云「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朮赤所封地即欽察汗國，則郵驛所傳自大都及於伏爾加(Volga)河，其規模之大不難想見。故 《元經世大典．站赤門》曰，「我國家疆理之大，東漸西被，暨於朔南，凡在屬國，皆置驛傳，星羅棋布，脈胳貫通，朝令夕至，聲聞畢達，此又總綱摯維之大機也」。
除了一般站赤外，元代還繼承宋代的急腳遞，發展為「急遞鋪」。《元史．兵志》云 「古者置郵而傳命，示速也。元制，設急遞鋪以達四方文書之往來 」。關於急遞鋪，《元經世大典》有詳盡之記載，「急遞鋪轉送朝廷方面及郡邑文書往來，十里或十五里或二十里設一急遞鋪。十鋪設一郵長，鋪卒五人。……卒腰革帶，帶懸鈴，手槍挾襏襫，賚文書以行，夜則持炬火焉。道狹，車馬者、負荷者聞鈴則遙避路旁，夜亦以驚虎狼。……定制一晝夜走四百里」。從波斯的呼羅珊到大不里士，一般使者要行六天以上，但緊急消息則可在三四天內傳達。
(四)中華文明繼續西傳:前面已經講過，中國的造紙法、印刷術、羅盤和火藥等幾大發明，在唐宋時期即已陸續傳到阿拉伯世界，並輾轉影響於歐洲。而蒙古之三次西征乃為中華文明與歐洲文化之直接交流架起了橋梁，大大加速了中國發明物西傳之過程。特別是蒙古軍隊之學習宋、金而使用紙幣，以及採用火器攻城，均有助於印刷術及火藥在歐洲之推廣，並對歐洲近代文明之勃興產生難以估計之影響。例如火藥的大量採用促進了歐洲兵器與戰術之改善，被各國王朝利用來摧毀封建貴族的堡壘，對統一民族國家之形成影響頗鉅。印刷術之改革使歐洲學術文化之傳播加速，推動了文藝復與和宗教改革。羅盤之使用提高了歐人之航海技術，促進了未來之地理大探險與世界新航道之開闢。他如算盤、青瓷、紙幣等之傳入西方，對歐洲經濟文化發展亦各有不同程度之影響。
(五)西方文化逐漸東來:在中國發明物西傳的同時，西方的文明亦漸次東來。元代以前，西域文化之入華者多為印度、波斯之體系，元以後則阿拉伯文化與歐洲文化之色彩漸濃。例如，元時設回回國子學，教授阿拉伯語文，培養官府之譯員。另有回回司天監，掌管回回天文與曆法，徵回回星學者主持，至元十年(1274年)其所用之回回書籍有 《麥者思的造司天儀式》等共凡二十三種。在醫藥方面，以西人愛薛「掌西域星曆、醫藥二司事，後改廣惠司，仍命領之」 ，「廣惠司，秩正三品，掌修製御用回回藥物及和劑」(均見 《元史》)。在建築方面，泉州、廣州、杭州等地伊斯蘭教清真寺的重修或增建，泉州華表山草庵的摩尼教寺廟，鎮江、杭州之也里可溫教(即基督教)建築，西方載籍所記大都與泉州天主教堂之修建，以及尼泊爾人阿尼哥(Araniko，1244一1306)所造今北京阜成門內之白塔，均可見西方建築術之影響。此外，諸如希臘歐幾里得(Euclides)幾何學之翻譯(稱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數》十五部)，阿拉伯人亦思馬因之入華造炮，西洋樂器和繪畫方法的輸入，以及也里可溫教、伊斯蘭教、猶太教、摩尼教、祆教等進一步傳播，無不可見彼時中西文化交流之盛況。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中外交通史》_
第六編 蒙古西征與元代中西交通之鼎盛_第一章 蒙古之西征及其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