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經提到，元朝統治者對招徠海外貿易是極為重視的，表現在刻意經略海外、遣使四處招諭、遍設市舶機構。此外，元廷還制訂許多措施以鼓勵對外貿易，如由漢人李晞顏、留夢炎根據宋時情況擬訂元代市舶條例共二十二條，於至元三十年(1293年)八月廿五日頒行，其中曾規定「舶商、梢水等，皆是趁辦課程之人，落後家小，合示優恤，所在州縣並與除免雜役」。故舶商、艄工人員增加頗快，元末上海全縣人口僅七萬餘人，但海船舶商、梢水等即達五千六百餘人。同時，元廷對舶來品只行抽分，放鬆禁榷，儘量向外商表示 「招徠安集」之意。

由於朝廷之大力獎勵，元代之海外貿易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各處外貿口岸吞吐了中外出口、進口的鉅量貨物，實可謂百商交匯、風檣鱗集。當時中國主要仍以陶瓷、絲綢、茶葉、漆器等，與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唐宋時棉布來自進口，但宋末、元初棉織業逐漸興起，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四載，「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紡配色，綜線絜花，各有其法，……」。故元代中期後，棉織品亦漸開始出口。

隨著對外貿易之發達，出現了一些鉅商大賈。如蒲壽庚家族在宋元間一度壟斷蕃舶之利，《八閩通志》云「元以壽庚歸附之功，授官平章，開平海省於泉州，富貴冠一時」，《癸辛雜識續集》謂「泉南有巨賈南蕃回回佛蓮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發海舶八十艘。癸巳歲(至元三十年，1293年)殂，女少無子，官沒其家貲，見存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另有崇明(今屬上海)人朱清、嘉定(亦屬上海)人張瑄，「宋季年，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後降元助朝廷實行海運，「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婿皆大官，田園宅館遍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輟耕錄》卷五)。《崑山郡志》亦云「今新治舊本墟落，居民鮮少，海道朱氏(清)翦荊榛、立第宅，招徠番舶，屯聚糧艘，不數年間，湊集成市，番漢間處，閩廣混居，各循風土，習俗不一」。

蒲氏等既攬市舶之利，自不免有專擅、聚斂之劣跡，而為朝廷所忌。如至元十六年五月「蒲壽庚請下詔招海外諸蕃，不允」，至元十七年八月「唆都請招三佛齊等八國，不從」，蓋世祖以此事「非唆都等所可專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元史》記董文炳曾奏世祖曰:「昔者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使為我扞海寇，誘諸蠻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恕其專擅之罪」，然元廷對蒲壽庚仍懷有戒心，後蒲壽庚在元之官職幾無一與市舶相關者，故不得染指海外貿易。

為了禁絕權臣對海外貿易的壟斷，元廷還制定了若干政策以壓抑之。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詔「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蕃為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蒲氏之婿佛蓮死後家貲之沒官似與犯禁有關，而不特女少無子之故。至朱清、張瑄等則被視為「聚斂之臣」．故於大德六年(1302年)被捕殺，次年元廷令「遣發朱清、張瑄妻子來京師，仍封籍其家貲，拘收其軍器海舶等」，「發所籍朱清、張瑄貨財赴京師，其海外未還商舶，至則依例籍沒」，其子孫則被流於遠方。

綜上可見，元朝一面獎勵海外貿易，一面嚴禁私人壟斷，實際上使對外貿易逐漸趨向高度的中央集權化。此對後來明、清二朝之外貿政策均有深遠之影響。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中外交通史》_
第六編  蒙古西征與元代中西交通之鼎盛_ 第三章  元代海外貿易與航海之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