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時長子朱標早逝，乃由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是為惠帝(1398一1402)，其年號為建文。不久，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推翻建文帝而登基，是為明成祖(1402一1424) ，改元永樂﹐並遷都北京。自此﹐明朝乃進入 「永樂盛世」。
永樂年間(1403一1424年)，成祖內則加強中央集權，外則大力鞏固邊防，致力對外開拓。他從永樂八年(1410年)至廿二年(1424年)，曾五次率軍出塞，親征漠北，重創蒙古的韃靼、瓦剌諸部。復經略東北，於永樂七年在黑龍江口的特林(在原蘇聯)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南定安南，重新郡縣其地，設交趾承宣布政使司。不過明成祖經略海外之最偉大的業蹟，係派遣鄭和屢下西洋。鄭和下西洋凡七次，而前六次皆為成祖所遣。
鄭和下西洋之偉大壯舉乃明成祖執行對外開放政策的重大體現，也是有明一代對外關係發展之頂峰。明初由於實行海禁，導致海外貿易之衰落，各國朝貢罕至，中外聯繫轉弱，明廷之國際威望降低。如洪武二十年(1397年)七月，「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此和明朝之「天朝上國」地位極不相稱，故成祖即位後，極想在對外政策上來一番變革創新，他雖不便立即背棄「祖訓」，然逐漸採取一系列措施實行對外開放。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成祖甫登基，即遣使以即位詔諭安南、暹羅、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蘇門達剌、占城諸國，並諭禮部臣曰「諸番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以懷遠人」。永樂元年(1403年)八月，令吏部依洪武初制於浙江、福建、廣東設市舶提舉司。二年九月，以海外諸蕃朝貢之使益多，乃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驛，浙江曰安遠驛，廣東曰懷遠驛，各置驛丞一員。尋又增設交趾、雲南市舶提舉司，以接西南諸國之朝貢者。同時，成祖又進一步採取了中外聞名之外交大活動，即史籍中大書特書之鄭和下西洋。
關於鄭和下西洋的原因與目的，史家向來言人人殊，爭執不休，大別之有如下數種說法:
(一)尋覓建文帝下落:靖難之變中，建文帝不知所終，或云死於宮火，或云出亡海外。《明史》鄭和傳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胡濙傳亦載 「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泛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唯此說早為明人所疑，朱國楨《皇明大政記》有云「建文仁弱，帝座一傾，竄入蠻夷中，其何能為?!文皇(即成祖)豈見不及此，乃搖於聲影，有此舉動?」。
(二)掃蕩張士誠餘部:朱國楨《皇明大政記》即主此說，謂「西洋之遣，亦因高皇之緒而申之。太倉原有張氏所存海船，兵亦不少，既與海相習，便與海寇相通，倭亦乘之內犯。遂因盡驅之出洋。洋中諸國，與西域相望，陳誠、李達等從陸，鄭和等從海」。
(三)抵抗帖木兒帝國:帖木兒帝國係蒙古大帝國之餘緒，為跛足的帖木兒(Timur-i-lang，1336一1405)所建。他以西察合台汗國為基礎，於1370年自稱成吉思汗繼承者、察合台汗國君主﹐都於撒馬爾罕(Samarkand)。旋征服察合台汗國全境，復先後征服波斯、花剌子模等地，侵入伊拉克、俄羅斯、印度，成為中亞頭等強國。帖木兒曾於永樂三年(1405年)率兵二十萬，擬東侵中國，途中死於訛答剌(Otrar，在原蘇聯土耳其斯坦Turkestan東南面)方罷。故有謂成祖遣使下西洋，乃為尋求軍事同盟，聯絡印度諸國以共同對付帖木兒帝國之威脅。
(四)耀兵異域揚國威:《明史鄭和傳》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成祖在永樂七年三月曾敕諭海外諸蕃曰「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體上帝之心，施恩佈德。凡覆載之內，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處，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業，不致失所。今遣鄭和賚敕普諭朕意，爾等祇順天道，恪守朕旨，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攄誠來朝，咸錫皆賞。故茲敕諭，悉使聞知」。另鄭和在宣德六年(1431年)的 《天妃靈應之記》碑文中則載，「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軼漢唐，際天極地，罔不臣妾。……若海外諸番，實為遐壤，皆捧琛執贄，重譯來朝。皇上嘉其忠誠，命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齎幣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
(五)開展海外之貿易:鄭和之下西洋除了政治目的外，肯定也有經濟方面之動機，即改變洪武末年對外貿易銳減之勢，促進傳統的朝貢貿易之發展。成祖即位時，經過明初數十年的恢復與發展，國內經濟已經復甦，要求開展對外的貿易。但當時中西陸路交通和貿易受韃靼及帖木兒帝國所阻，故加強海外交通與貿易遂成必然之趨勢。成祖之重設和增設市舶司，對外宣稱「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者，聽」，對內明諭「遠人來歸者，悉撫綏之，俾各遂所欲」，乃為擴大朝貢貿易。其屢遣鄭和等下西洋，亦大有開展海外貿易之目的。據鄭和隨員馬歡《瀛涯勝覽》的祖法兒國(Zufar)條所載，「中國寶船到彼，開讀賞賜畢，其王差頭目遍諭國人，皆將乳香、血竭、蘆薈、沒藥、安息香、蘇合油、木別子之類，來換易紵絲、瓷器等物」。他如暹羅、古里(Calicut)、柯枝(Cochin)、溜山(Maldives)、阿丹(Aden)等國條，亦有類似之記載。誠如《殊域周咨錄》所云，「夷中百貨，中國必欲得之。國產錦綺、瓷器，皆夷中必欲得之」。
(六)換取異邦之寶物:論者每謂鄭和下西洋尚有一重要目的﹕尋寶，即用中國精緻的手工業品換取外邦之奇珍異寶與香料等物，以供宮廷享受。當時下西洋之船均稱「寶船」、「西洋寶船」、「西洋大寶船」或 「西洋取寶船」，《明史．鄭和傳》曰「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西洋朝貢典錄》序云 「太宗皇帝入躦丕緒，將長馭遠駕，通道於乖蠻革夷。乃大賚西洋，貿採琛異，命和為使……。由是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其三佛齊條且曰「然則和豈貿易珍寶之使哉!除異域之患，為天子光，和亦賢矣」。另《殊域周咨錄》有云 「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府庫。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
綜合上述之六項，前三項或得為鄭和下西洋之部分起因，唯絕非主要之原因。蓋建文帝即使下落不明，亦絕無耗費鉅資、七次遣使出海尋覓之理。張士誠餘部之影響要在東南，而鄭和之七次奉使均往西洋而未及東洋。抵抗帖木兒帝國或為首次下西洋之因，但帖木兒本人既死於永樂三年，則後來之一再遣使下西洋顯非為此而發。
其實明成祖派遣鄭和屢下西洋之真正動機，乃在中國歷代盛朝盛世君主宣揚國威、招徠朝貢的一種欲望。故上述後三項原因之分析均得其正鵠，唯每一項僅是此根本原因之一個片面而已。觀諸歷代王朝，漢、唐、明等皆稱盛於一時，然每個王朝建立之初，開國君主主要集中力量削平割據群雄、鞏固國內統治，尚無暇大力對外交通，一俟國內政治、經濟發展平順，盛世之君主乃極力謀求向外發展與開拓。漢朝有文景之治和武帝盛世，就有張騫之西域鑿空;唐朝有貞觀、開元之治，遂有太宗之被尊為「天可汗」;明朝有永樂盛世，故也必然出現鄭和之七下西洋。至於宣揚國威和發展海外貿易乃相輔相成之事，國威不揚就無列國之遍朝﹐諸蕃罕來朝貢自亦談不上甚麼「天朝上國」之威了。這裏所謂之海外貿易仍指傳統的朝貢貿易，即由諸蕃國進貢奇珍異寶，而中國皇帝給以「回賜」，不可與西方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之尋找海外市場相混淆。在分析此一問題時，我們必須從明朝仍係古老中國的一個傳統王朝出發，如此方能正確闡明鄭和下西洋的主要原因，也才能理解為何那樣大規模的航海活動並未促進中國的「地理大發現」事業，從而給中國之經濟、政治帶來新的根本之轉變。
總之，鄭和下西洋絕非偶然的事件，而乃明初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還須指出，鄭和下西洋也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科學技術進步的必然產物。如果沒有前面提過的唐宋以來海外交通事業的發展，諸如唐宋元貿易港口和市舶司之發達，造船工業的發展和遠洋巨舶的出現，羅盤針應用於航海等科技的進步，宋元對海外之經略與航線之熟悉﹐等等，要開展這樣一場空前浩大的遠程航海活動，是不可能實現的。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中外交通史》_
第七編 鄭和下西洋與明代之中西文化交流_ 第一章 鄭和下西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