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明人所記針路與華僑拓殖南洋

明代之海道針經

明代記載外國之圖籍極多，除了前述的《星槎勝覽》、《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以及《鄭和航海圖》之外，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黃衷的《海語》、鄭曉的《皇明四夷考》、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王宗載的《四夷館考》、蔡汝賢的《東夷圖說》、羅曰褧的《咸賓錄》、慎懋賞的《四夷廣記》、楊一葵的《裔乘》、張燮的《東西洋考》、茅瑞徵的《皇明象胥錄》等書，都是名重一時之作，對研究古代中國海外交通頗有價值。另元代朱思本原作、明代羅洪先增訂的《廣輿圖》，不僅在製圖史上是一傑出創造，而且對域外輿圖之繪製做出了劃時代之貢獻。《廣輿圖》所載的「東南海夷圖」、「西南海夷圖」(《皇輿考》、《圖書編》、《三才圖會》、《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等書也有刊載)，記錄了北自日本、南達爪哇、東起呂宋、西至非洲的大量外國地名，對考證元明二代海外交通至為重要，值得吾人從事專門性之研究。

關於古代海上對外交通，還有一類書籍值得重視，即所謂 「鍼譜」、「針簿」、「海道針經」等等。自宋代應用羅盤於航海以來，有關羅盤針位之書遂逐漸產生，元周達觀之《真臘風土記》已有這一方面之初步記載，如云「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到占城」，「又白真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明人《金聲玉振集》所收佚名《海道經》，記元代及明初白南京歷劉家港開洋，抵直沽及閩浙往來之海道針路，凡碇泊遠近、險惡宜避之地，皆詳誌之。而自鄭和下西洋以後，海外交通之針路專籍更陸續出現，上面提到《鄭和航海圖》中已記及往返各地的羅經方向、路程遠近、打水深淺等。《西洋朝貢典錄》在敘及每一國時也都記有簡單的鍼位 ( 又稱針路 ) ，謂 「 海行之法，六十里為一更，以托避礁淺，以鍼位取海道」。

黃省曾在《西洋朝貢典錄》自序中有云，「余乃摭拾譯人之言，若《星槎》、《瀛涯》、《鍼位》諸編，一約之典要，……」，《鍼位》編今已不見，它大概是明代前期舟師航海的針路記錄。現存的明清時代有關海外航行針經之要籍，有 《四夷廣記》、《東西洋考》、《順風相送》、《指南正法》等。《(四夷廣記》為慎懋賞所撰，其《海國廣記》錄有約四十條航線之針路、更數，往返地區包括琉球、安南、占城、崑崙山、真臘、暹羅、爪哇、舊港．滿剌加及榜葛剌、古里等處。《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以「西洋針路」、「東洋針路」而著名，但有多條航線針路似皆本自  《四夷廣記》。至於明《順風相送》、清《指南正法》，更屬航海針路專著，現刊於中華書局出版、向達先生校注的《兩種海道針經》之中。這兩本書一方面記載了氣象之觀察法，如太陽太陰出入時刻、逐月惡風、潮水消長、雷電雲雨、觀看星辰，以及定羅經下針、定舡行更數等等;一方面記載了東西二洋、各處州府之山形水勢，以及各處往返針路、日清，諸如羅經方向、路程遠近、礁石隱顯、打水深淺、拋舡停泊等等均有詳載。

此外，明代尚有吳朴所撰之《渡海方程》，原書己佚，但明董穀的《碧里雜存》卷下有其內容摘要，茲轉錄於下:「余於癸丑歲(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見有《渡海方程》，嘉靖十六年(1537年)福建漳州府詔安縣人吳朴者所著也。其書上卷述海中諸國道里之數，南自太倉劉家河開洋，至某山若干里，皆以山為標準。海中山甚多，皆有名，並圖其形。山下可泊舟，或不可泊，皆詳備。每至一國，則云此國與中國某地方相對，可於此置都護府以制之，直至雲南之外，忽魯謨斯國而止，凡四萬餘里。且云至某國，因視北斗離地正有幾指，又至某國，視牽牛星離地則二指半矣。北亦從劉家河開洋，亦以山紀之。所對之國亦設都護有以制之，直至朵顏三衛、鴨綠江盡處而止，亦約四萬餘里云。 下卷言二事 : 其一言蠻夷之情，與之交則喜悅，拒之嚴反怨怒，請於靈山、成山二處各開市舶司以通有無，中國之利也。其二言自山東抵直隸瀕 海數千里皆沮膏腴之地， 今皆棄於無用， 合於其地特置一戶部衙門，專管屯山之務，募民耕之。……」。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中外交通史》_
第七編  鄭和下西洋與明代之中西文化交流_ 第二章  明代同東亞、東南亞各國之關係_
第四節   明人所記針路與華僑拓殖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