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歷史上同漢、唐、明一樣﹐是個盛朝。但它並非漢族所建，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個王朝，其前半期之對外關係同歷代不無相似之處，而後半期則面臨著史無前例之問題，即淪為歐、美列強宰割下的準殖民地。清代後半期屬於近代，彼時之中外關係不在本書探討之列。本章所敘係截至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為止之清代對外交通。
明朝末年，朱姓天下被四起之民變弄得七零八落、搖搖欲墜，同時滿洲又崛起於東北，使明朝處在內憂外患的夾攻之中。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女真族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即清太祖，1616-1626)創建了「後金」國。崇禎八年(1635年)，其子皇太極(即清太宗，1626-1643)廢女真舊名，定族名為「滿洲」，次年又改後金之國號為大清，以盛京(今瀋陽)為都。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軍攻陷北京，明朝覆亡，而滿洲亦於同年進入山海關，以北京為首都，於是滿族所建之清朝(1644-1911年)乃得以入主中原、君臨全中國。
清代前期朝廷在對外關係方面，基本上執行一種「閉關自守」之政策，嚴格推行海禁，限制對外貿易，禁止西人傳教。這種閉關政策之推行，首先決定於中國固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它造成歷代皇帝之固步自封、狂妄自大，如乾隆帝(1735-1795)敕諭云，「大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指英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卹」，嘉慶帝(1796一1820)也是一樣的口吻，其上諭謂「天朝富有四海，豈需爾小國些微貨物哉?」。自給自足經濟造成的自大自守正是歷代許多皇帝屢屢推行「海禁」之基礎，也是中國社會千百年來停滯不前、進步甚微之原因。
清廷推行「閉關自守」還有一個重大的政治原因，即害怕人民同外國接觸。清初，因東南沿海抗清活動頻繁．遂厲行海禁，不許百姓下海。此種情況歷史上一些朝代建立之初也曾出現過，不過一俟統治鞏固就往往對外實行「開放」，可是清朝與前不同，雖經歷康熙、雍正、乾隆之三個盛世，大致仍實行閉關之政策，此乃清朝本身內外條件所決定。一方面，清朝本身係滿族所建，其統治者深知本族之文化同漢族文明相去甚遠，故刻意加以防範。另方面，清朝取代明朝恰值近代歐洲國家勃興之際，西方文化正逐漸超過東方漢族之文明，滿清統治者更擔心漢族人民接受西方之民主自由思想，起而推翻其統治。
清朝政府所實行的「閉關自守」政策，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嚴格推行海禁:清初，東南沿海之民眾在鄭成功(1624-1662)、張煌言(1620-1664)等之領導下展開抗清鬥爭。清廷為防範漢人之反抗，堅決施行海禁，嚴禁人民下海，即所謂「寸板不許下海」、「片帆不准入口」。順治時規定凡有船隻私自下海，不論軍民一律奏聞處斬，貨物入官。康熙間雖略略放寬，仍規定出海雙桅船之樑不超過一丈八尺，船工不超過二十八人，載重量不過五百石，等等。
(二)減少海關口岸:清朝在入關伊始，將對外通商口岸限定在澳門一地。平臺以後，海禁略有放寬，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宣佈在廣州、漳州、寧波、雲臺山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這是中國設置海關之始，標誌著唐宋以來市舶制度之結束。據夏變次《中西紀事》 載，「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 滅鄭氏，臺灣平。越二年(1685年)，疆臣請開海禁，報可。於是設榷關四，在於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臺山」。但到了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廷又取消r江、浙、閩三處之對外通商口岸，僅留廣東之粵海關一處，實行單口貿易管制，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40年鴉片戰爭為止。不過所謂粵海關並非只管廣州一地，而是管轄廣州大關、澳門總口及惠州、潮州、雷州、瓊州、高州等口，其中主要的是廣州大關與澳門總口。
(三)控制進出貨品:清初對出口商品實行諸多限制，如康熙間禁止炮械、軍器、火藥、硝磺之貿易。至雍正九年(1731年)連鐵鍋之類的鐵器也在禁止出口之列。此外，大米、豆麥、雜糧、書籍、馬匹也被禁出口。甚至連漢、唐以來傳統的出口商品絲綢，清廷也大加限制．如規定精絲不准出口，粗絲、綢緞限量出口。
(四)限制外國商人:清廷極怕外國人與中國民眾特別是沿海居民接觸，「滋擾生事」。康熙帝曾下諭云「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國家承平日久，務需不忘危」。順治和康熙初年，荷蘭、葡萄牙曾遣使來京要求開放通商，但清廷凡「非係貢期，概不准其貿易」。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曾制定了《防夷五事》，禁止外商在廣州過冬等等。嘉慶十四年(1809年)又有《民夷交易章程》六條。道光十一年(1831年)有《防範夷人章程》八條。
(五)實施公行制度:唐、宋以後之市舶司原集管理、經營外貿於一身，但清初所設之海關只管理外貿，至於經營事宜則交公行辦理。公行係清代廣州對外貿易商(又稱「洋商」、「行商」或「官商」)的同業公會。它們經政府特許，可開設洋行以壟斷對外貿易之經營，如辦理外貨報關納稅、經營一切進出口貨之買賣、向外國商人傳達政府法令並加以管理。大約廣州的洋行一度有十三家，故俗稱 「 十三行 」，它們在康熙五十九年 (1720年) 建立了行會組織亦即「公行」。公行後一度解散，乾隆廿五年(1760年)又恢復並訂有行規，成了清廷對外貿易的代理機構。據梁廷柟的《粵海關志》稱，「國朝設關之初，番舶入市者僅二十餘坨，至則勞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而會城有海南行。至二十五(1760年)，洋商立公行，專辦夷船貨稅，謂之外洋行」。
(六)禁止西人傳教:明末清初，天主教在華影響漸大，康熙初年全國有十三省近三十個城市設立天主教堂，教徒達十餘萬。天主教士對傳播西學頗有貢獻，然其中一些人參與搜集情報、干涉中國內政，清廷又怕西人與中國民眾接觸，故逐漸禁止其傳教。康熙八年(1669年)，規定教士可自信其教．但不得設堂傳教，後來又下諭重申禁令。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批示「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雍正間又進一步禁斷天主教，使各省教士俱安置澳門，令其附舶歸國。乾隆末年，又制定西洋人傳教治罪之條例。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教學研究_《中外交通史》_
第八編 清代前期之中外關係_ 第一章 清代前期對外交往概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