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逢鄭和下西洋首航出發600週年﹐中華民族舉國上下﹑海內海外﹐無不歡欣鼓舞﹑大事慶祝。從鄭和故里雲南晉陽﹐到鄭和出航或行香的南京-劉家港﹑福州-長樂﹑泉州﹐到全國大城市廣州﹑上海﹑北京﹐以至台灣﹑香港﹑澳門﹐到處都舉行學術研討會或紀念活動﹐一些外國人也到來表達賀意。在一片歡呼聲中﹐我們常常聽到各種頌讚的旋律﹕“世界歷史大探險的第一環”﹐“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澳洲”﹐“非殖民主義的和平之旅”﹐“弘揚海洋文明﹐再塑海洋大國”﹐“重振中華民族的歷史雄風”等等﹐令人不禁熱淚盈眶﹑無比感動。
當慶賀的焰火逐漸消散﹐喧天的鼓樂聲歸於沉寂﹐人們不由得冷靜起來﹐反覆沉思一些老大難的歷史課題﹕“下西洋真是完全和平之旅嗎﹖”“如此輝煌的大航行為何未能推動中國步向近代化﹖”“中華民族如何由下西洋的局限展開集體反思﹖”筆者不才﹐願借此機會略陳愚見﹐就教於海內外大家。
農業文明或海洋文明 科技領先而未敷實用
古代中國是否海洋大國﹖綜觀世界各國文明發展史﹐最古老的四大文明都起源於大河的河谷地帶﹐包括﹕幼發拉底﹑底格里斯的兩河流域﹐埃及的尼羅河流域﹐印度的印度河﹑恆河流域﹐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它們被稱為“河川文明” 或“農業文明”。居住其間的農業民族或平原民族具有勤勞﹑忍耐但保守的特性。反之﹐希臘﹑羅馬文明則屬“內海文明”或“海洋文明”﹐其商業民族或海洋民族呈現冒險﹑進攻或開放的精神。
某個地區人民從事的行業常非專一﹐但其主流或經濟基礎﹑收入主要來源決定其民族性。中國古代文化的性質應屬農業文明﹐並將其發展至世界頂峰。蒙元時雖有三次西征﹐但並非中國主體民族─漢族應有的表現。同樣﹐明代雖有鄭和七下西洋﹐但並不能改變漢族文化的主流及民族性﹐更不能說中國屬於海洋文明或航海大國。試想﹐一個直至十九世紀中葉長期推行海禁﹐不以航海及海外貿易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國度﹐如何稱得上海洋民族或海洋大國﹖
誠然﹐中國古代出現過幾大發明﹐尤其是羅盤用於航海﹐裝置於下西洋的艦隊上﹐其科技確實一度領先於世界。但這種發明主要用於官方壟斷的事業﹐罕為民間所普遍應用﹐後來羅盤多使用在看風水的堪輿之途。這種現象猶如現代﹐電腦等高精尖的技術﹐主要用來發展軍事武器﹐在民間很遲才得以推廣。
艦隊龐大如船隻連環 航海圖技賴船工舟子
可能有些人會提出反駁﹕以鄭和七下西洋的龐大規模﹐尚不能稱為航海大國豈非謬論﹖當然﹐對鄭和艦隊的輝煌成就﹐絲毫也不能貶低。但建造如此龐大的艦隊及組織大規模的航海活動﹐尚不足說明漢族已是海洋民族。這讓我們想起三國前夕的赤壁之戰﹐曹操艦隊不可不說是龐大﹐但正因其軍隊大多不習水性﹐為求安穩而將戰船連環鎖起﹐反不如長江邊的東吳水手技術高超。明初不惜工本﹐花費鉅大人力﹑物力﹐建造龐大艦隻﹐應亦與求取安穩有關﹐並不能完全說明航海技術的高超。
僅以航海地圖而言﹐鄭和艦隊七下西洋﹐幾乎重複同一航線﹐但卻未留下當時的航海圖錄﹐更遑論稍稍明確的航海日志﹐以致鄭和是否到過美洲﹑澳洲乃至菲律賓﹑台灣﹐都讓後人聚訟不休﹑迄無定讞。現在流傳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原載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二百四十)﹐雖被考證為《鄭和航海圖》﹐但其繪製隱隱約約﹑比例失調﹐完全奠基於民間舟子船工的經驗而集大成。其與西方航海圖之比﹐猶如國畫之於油畫。直至明﹑清之際﹐《順風相送》﹑《指南正法》等海道針經依然如故﹐而利瑪竇等傳教士已可繪製較合實際的萬國輿圖了。
航路穩定而缺乏創新 先地理發現卻如曇花
就航程所經而言﹐鄭和七下西洋的路線幾乎一成不變﹐大抵均從東海入南海﹐轉赴印度洋﹐止於非洲東南岸。雖然其航程頻繁而穩定﹐但並非開拓性的創新﹐因為在其之前﹐由漢﹑唐至宋﹑元間﹐中國載籍已不乏遠航至印度﹑西亞乃至東非的記錄﹕如《漢書‧地理志》載﹐西漢已遠航至印度﹔據《新唐書‧地理志》載賈耽所記“廣州通海夷道”﹐唐代已遠航至東非﹔元代汪大淵《島夷誌略》已記及東非的桑給巴爾。
照說鄭和下西洋的艦隊多次往返印度洋達數十年﹐除主艦隊外又有分艦隊﹐應該更為靈活機動﹐但其開拓的地名並未增加多少。這說明其航行主要為帶有官方目的的國事活動﹐非如西方的航海探險事業。職是之故﹐雖然其1433年第七次亦即最後一次下西洋返航﹐比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尚早59年﹐比1498年達伽馬到達印度要早65年﹐比麥哲倫開始環球航行還早86年﹐但此後卻因朝廷的屢屢海禁﹐而使中華帝國的航海活動寂然無聞。
大陸帝國或航海殖民 宣揚國威非全屬和平
論者常謂﹐鄭和下西洋並非如西方探險家﹐在地理發現的同時進行殖民掠奪和佔領﹐建立龐大的殖民帝國﹐完全是“和平外交”﹑“友誼之旅。”其實這種差異取決於東﹑西方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同進程。當時﹐西方正處於發展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通過地理大發現而邁入近代﹐並由商業資本主義過渡到工業資本主義。而中國卻處於專制集權大帝國的頂峰﹐其外交的目的仍為宣揚天朝上國的國威﹐即所謂“宣德化而柔遠人”。
雖然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並非建立殖民帝國﹐然亦非完完全全的“和平”之旅。《明史‧鄭和傳》明載其動機“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在第一次下西洋時﹐鄭和艦隊曾於蘇門答剌的舊港(Palembang)捕捉海盜﹑任命官員﹔第三次下西洋時﹐更將錫蘭(今斯里蘭卡)的國王亞烈苦奈兒生擒回京﹐交明朝皇帝處置。這就像現代美國到巴拿馬捉拿販毒的總統一樣。我們在批評霸權主義的同時﹐亦不應歌頌其他的大國主義表現。
為尋寶貨而勞民傷財 厚往薄來致入不敷出
鄭和下西洋除宣揚國威外﹐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尋找異邦寶物﹐供皇室享用。當時下西洋的船逕稱“寶船”﹑“西洋寶船”﹑“西洋大寶船”或“西洋取寶船”。《明史‧鄭和傳》云“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當時皇室標榜“厚往而薄來”﹐勞師動眾﹑不惜代價地尋覓奇珍異寶﹐以滿足宮廷奢靡的需求﹐完全不符合市場規律和經濟原則﹐結果造成國家嚴重的入不敷出。
據統計﹐每次下西洋均須準備大舶數十艘﹐連同中小船隻約為二百多艘﹐統領二萬餘人馬。每隻寶船造價約五﹑六千兩銀兩。據《廣志繹》載﹐“國初﹐府庫充溢﹐三寶鄭太監下西洋﹐賚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萬餘歸”。因此在成祖死後﹐仁宗一度罷下西洋之舉。
國家壟斷或私人資本 朝貢貿易非原始積累
鄭和下西洋與西方地理大發現的又一重要區別﹐是前者完全是國家壟斷的事業﹐後者雖有王室贊助但更多表現為私人探險行為。歐洲自十四世紀開展文藝復興以後﹐就提倡個人奮鬥﹐逐漸步入以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為特徵的近代。發展資本主義需要積累資本﹐而原始的積累則充滿暴力與殺戮﹐包括伴隨地理大探險的殖民掠奪。當時的冒險家懷著掠取黃金﹑珍寶的目的﹐不斷積累財富並轉成私人資本主義的源泉。
反觀明朝﹐皇室發動大航海活動乃為宣揚國威﹑尋找寶物﹐一切都由國家所控制。鄭和下西洋並非沒有商業動機與活動﹐但當時的“朝貢貿易”重在吸引外國前來朝拜及貢獻奇珍異寶﹐明帝的回賜往往高於朝貢國的貢品。這同現代蘇聯之援助中國﹑中國之援助越南如出一轍﹐賠錢的關鍵是要對方尊自己為“老大哥”。在專制的國度﹐依靠國家壟斷是可以補充私人資本的不足﹐於經濟﹑文化方面作出一番大事業的。鄭和下西洋即為一例﹐而皇室一面享受著外來的寶物﹐一面進一步限制本國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免動搖立國的根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後來清朝之修《四庫全書》﹐也是一面集印圖冊﹐一面禁書焚書。
四出航游未搖撼專制 海外貿易固自然經濟
正因為鄭和下西洋是專制國家的壟斷事業﹐所以它雖以其輝煌而煥發出異彩﹐但充其量不過是古代中華文明的夕陽。古代中國的科技因下西洋而臻於頂峰﹐但跟著就向下滑坡了。正所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七下西洋不僅未能為中國提供經濟方面轉變的契機﹐也沒有因艦隊屢屢遠航而給國人帶來新思維。有時科學技術或海外貿易的發展﹐未必立時產生應有的效果。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凡科技都具有雙刃﹐可令民眾耳目一新﹐亦可用於禁錮言論。有些商人(如徽商)靠外貿賺了錢﹐卻用來修祠堂﹑族譜及書塾﹐加強專制制度﹑文化及自然經濟。鄭和下西洋停止以後﹐明代後期及清朝前期基本上執行海禁﹑閉關﹑鎖國的政策﹐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後才被外國用武力洞開國門。
經歷鄭和下西洋那樣的大航海活動﹐中國這個“天朝上國”在近代前夕﹐政治上仍然維持中央集權專制制度﹐經濟上依舊植根於自給自足的小農業基礎﹐文化上亦照樣以“儒術”作為人民思想的枷鎖。以明﹑清為代表的大帝國﹐仍在古老東方演出一幕幕盛衰﹑興亡的朝代更迭﹔而在同一時期的西方﹐卻已準備好去迎接未來的新時期─近代。我們看到﹐伴隨著通向印度新航路和美洲新大陸發現的﹐是以人本主義為標誌的文藝復興之猛進﹐宗教改革所導致的政﹑教分離﹐英﹑法等國啟蒙運動的蓬勃開展。這些五色繽紛﹑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場面﹐都是為新生嬰兒呱呱墜地發出的陣陣吶喊﹐為新時代來臨而敲響的緊鑼密鼓。
中國正經歷工業革命 必須吸取下西洋教訓
如果600年前開始的鄭和下西洋﹐並未給中華古國帶來根本性的質變﹔那麼600年後的今天﹐中華民族確已步入新的近代化之歷程。目前中國正在經歷工業革命﹐甚至被稱為新的“世界工廠”。值此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我們固然應發揚鄭和下西洋的開創精神﹐尤其要吸收其未能起到應有作用的深刻教訓。在鄭和時期﹐中國的科學技術及地理學方面的成就﹐並不亞於西方﹐但後來卻漸趨落後。其根本原因在於封建專制經濟基礎根深蒂固﹐遲遲未出現思想文化方面的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
由於專制根基及傳統十分濃厚﹐國家進步往往非靠一兩次經濟改革或政治革命即可奏效。猶記法國在十九世紀末雖已確立共和﹐但專制制度傳統一時仍難破除﹐曾被人稱為“沒有皇帝的帝國”﹔中國在辛亥革命後雖廢除帝制﹐但民初長期出現軍閥專制﹑割據﹑混戰﹐被譏為“沒有共和黨人的共和國”。因此﹐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注意文化改革和思想啟蒙。
600年前﹐開展文藝復興的意大利諸城邦﹐以自由﹑富足著稱﹐一些富商捐出鉅資獎勵科技及學術的發展﹐使新思想﹑新文化不斷向歐洲大陸迅速輻射﹐並被部分國家統治者視為“洪水猛獸”﹐然新思維終於借後來的啟蒙運動而竟其功。今日﹐資本主義較發達的港﹑澳﹑台諸地﹐似足當年的意大利諸城﹐或可為東方的文藝復興略盡棉薄。
和平與崛起難以兩全 國家富強及民主並重
回顧600年來的歷史﹐一個不可否認的鐵一般事實是﹕原來處於所謂中世紀“黑暗世界”的西方國家大踏步前進了﹐而號稱泱泱大國的古老中華卻長期落伍。西方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率先展開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啟蒙運動﹐同時又伴隨著進行了地理探索﹑政治革命及工業革命。這些運動或革命通常是按部就班地進行﹐尤其是英國的歷史發展。不過歷史雖常有雷同之處﹐卻未必會完全重演。現在東方正在進行的工業化﹐未必可以按步驟順利展開﹐而是兼有多種階段混合一併而行﹐包括資本原始積累﹑文藝復興﹑政教改革﹑思想啟蒙﹑工業革命等等﹐甚至將金融發展﹑太空探險也加入其中。
目前﹐內地出現一種“和平崛起”的提法。究竟世界局勢能否允許中國逐步“和平”崛起﹖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發展中國家要崛起﹐如何解決原料﹑能源﹑市場及資本等問題﹐能否和平地取得﹖列強又會否讓中國和平地成為競爭對手﹖
歷史表明﹐落後的某國或某地區要發展經濟﹐必然受到先進者聯合其他勢力的壓制﹐並引發一次次國際性的戰爭及戰後的列強瓜分世界﹕荷蘭為發展而掀起革命﹐反對世界霸主西班牙﹔英國興起後﹐須與西﹑荷決一死戰﹔法國革命後﹐英國組織多次反法聯盟對付拿破侖戰爭﹔法國多番阻撓意大利統一﹑德意志統一﹔英﹑法等國對抗正在崛起的德國等﹐而有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先進的美﹑歐正千方百計﹐不讓俄﹑中等後來居上﹐……。因此﹐中國當務之急是努力發展生產﹑增強國力﹐並在經濟增長同時改善民生﹑加強民主﹐使全國擰成一股繩﹐而不讓外敵有可乘之機。假如類似鄭和下西洋的盛況﹐能再度出現於廿一世紀﹐則中華古國幸甚﹐全球炎黃子孫幸甚﹗
(作於2005年6月8日﹐後在同年7月11
日晚5-7時香港海員工會等舉行的紀念鄭
和下西洋600週年學術座談會﹐及9月
9-10日在澳門大學舉行的“鄭和與海上
絲綢之路—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
學術研討會宣講。後刊登於澳門大學澳門
研究中心2005年12月出版的《澳門研究
系列叢書》之五《鄭和與海上絲綢之路》﹔
《多元視野中的中外關係史研究》﹐延邊
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
陳佳榮“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_新增文章_海交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