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廣東香山人﹑在南京始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於母校香港大學發表演說﹐自謂其革命“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八十年後﹐另一香山人﹑在南京大學長期擔任歷史系教授的黃鴻釗﹐秉承中山先生遺志研究香港何以成為革命思想發源地﹐終有其主編的《香港近代史》問世。

摯友鴻釗學兄長期從事世界近代史﹑國際關係史的教學與研究﹐其著作有《世界近代史》﹑《百年國際風雲》﹑《中英關係史》﹑《東歐簡史》﹑《中東簡史》﹑《遠東簡史》﹑《澳門史綱要》﹑《澳門史》﹑《中葡澳門交涉史料》﹑《東方新航路與澳門》﹑《港澳大全》等﹔譯著有《加里波迪回憶錄》﹑《西西里風雲》﹑《巴枯寧自白》﹑《紅色檔案國際關係史料選譯》﹑《英俄在西藏的爭奪─外交文件選譯》﹑《歷史上的澳門》等。以不及古稀之齡﹐而著譯竟達近三十部﹐兼有學術論文近百篇﹐實可謂著作等身﹑難能可貴。

鴻釗兄以鄉里地邇港澳﹐故在研習世界歷史之餘﹐對澳門史﹑香港史素懷濃烈之興趣﹐繼《港澳大全》及大量澳門史專著問世之後﹐新近又有《香港近代史》付梓﹐實乃學林盛事。敝人不才﹐因編校該書緣故﹐對其主編之大作得以先睹為快﹑一再拜讀﹐覺得全書有不少特點﹐現不揣譾陋勾劃於下﹐以供讀者參考。

(一) 史志融合
迄今為止﹐有關香港歷史的華文著作﹐或為零散的“民俗”﹑“傳說”﹐或為簡單的“史略”﹑“簡史”﹐或為編年體式的“記錄”﹐或為專題研究式的“概論”。有些名為歷史“新編”﹐體例仍屬專題研究性質一類﹔有些著作歷史線索清楚﹑份量亦足﹐但敘事局限於某一“世紀”。至若學友湯開建﹑蕭國健與筆者合力主編的《香港6000年(遠古-1997)》﹐篇幅雖破千頁﹐唯屬日志式的資料長篇。而《香港近代史》則以通史或斷代史的架構﹐兼採史﹑志之長﹐用較詳篇幅著重闡述外國統治時期的全史。其間既有貫穿歷史脈絡的縱線條﹐又含地理﹑政制﹑經濟﹑文化﹑社會﹑習俗等橫斷面。

(二) 追根溯源
作者以世界史研究的筆觸來編撰香港一地之歷史﹐故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均能詳述事情的原委﹐仔細追根究底﹐便於讀者瞭解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例如﹐在撰寫鴉片戰爭史事時﹐詳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創始及工業化的發展﹐與中國的自然經濟及閉關政策展開比較性的研究。這就有助讀者對中英衝突由來之分析。

(三) 詳略得當
論及香港近代歷史﹐既要敘述英國與香港的關係﹐又不能忽略香港與祖國即中國內地的聯繫。一部香港史﹐有些專門問題是不能迴避的﹐諸如省港大罷工﹑六七暴動等。而《香港近代史》於此﹐都設列專章予以詳述。

(四) 立論平和
判斷一部歷史著作﹐首要的不是作者如何闡釋歷史﹐而是書中引用的史料是否真實﹑全面﹐由這些史料導出的結論是否公允。就此而言﹐《香港近代史》的立論還是比較平和的。儘管書中對英國的侵略行徑和殖民統治﹐不無貶斥與抨擊﹐但對英國統治香港一個半世紀所取得的有目共睹成就﹐卻也加以客觀﹑充分的肯定﹐並認真探討其成因。

毋庸諱言﹐黃鴻釗教授主編的《香港近代史》﹐也屬於20世紀80-90年代中國內地學者編撰的﹑迎接香港回歸的香港史論著系列之一。關於這一批專著﹐在步入21世紀之際﹐香港有學者撰寫了專門的評論著作﹐並謂之“歷史的沉重”﹐其主旨乃認為政治內涵﹑意識形態過濃。其實﹐香港歷史的“沉重”﹐首先在於中國南方的一塊寶地﹐由於祖國落後及統治當局無能﹐而被外國殖民統治者侵佔了150多年之久。對於這段歷史﹐無論多麼沉重﹐都必須用筆加以書寫。而在寫此痛史時﹐既不能盲目譴責外國殖民者﹐應重在自我反省﹑汲取教訓﹔也不可一味頌揚英國人的業績﹐必須總結經驗﹑莊敬自強。

誠然﹐由於香港自古至今﹐均屬中外大國治下的一個區域﹐故其歷史的地方性頗重﹐且多非由本港人所書寫﹕有外國人寫的香港史﹐有清朝人寫的香港史﹐有國民黨人寫的香港史﹐有共產黨人寫的香港史。迄今為止﹐還缺少一部由香港人自己寫成的﹑篇幅較大的通史性香港史。本來學術研究是不能分種族﹑民族﹑國界或地域的﹐只要是符合客觀實際﹐均屬全人類的成果。唯若以香港人的立場論﹐如果不滿意外地人為本地所撰的歷史﹐那就不能停留在批評的境地﹐而應加倍努力﹐認真嚴肅地編撰出一部權威的“香港人的香港史”來﹗

以敝人愚見﹐鴻釗先生主編的《香港近代史》﹐還是一部比較客觀中肯的香港斷代史專著。其中又結合歷史科會考的要求﹐增加了不少相關的內容﹐很可供香港青年及以上的廣大讀者閱讀。職是之故﹐敝人在編輯之餘﹐略寫一點觀感﹐誠意向大家推介﹐實不敢云序。不當之處﹐敬請斧正﹗

陳佳榮  識於香江南溟齋
2004年2月25日
(刊於《香港近代史》﹐學津書店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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